重新翻译 Governing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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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大概一年前,我在 Gemini 2.5 Pro 的帮助下翻译了《Governing the Present》的第一章,当时的内容在这里 Governing the Present 第一章翻译。最近一方面是看到 mwish 在群里一直在聊 AI 翻译的东西,一方面是谷歌出了新模型也想试试,还有一方面是读多了文学想换换脑子,总之各种原因吧,就一直惦记着要让 Gemini 重新翻译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周末看完哈利波特全系列电影了,就开搞!
我最开始都没搞 agy,纯粹是在 Gemini 网页上的 work 里,选了 Carbon,发了 pdf 和这个 prompt: 可以帮我翻译下这本书的第一章吗 Introduction Governing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过了一会回来看,翻译完了(题外话,我也发给 ChatGPT 了,但好像遇到了啥 bug,在网页工作的时候关掉页面导致那个 chat 进入了一种神奇的状态,后面我也懒得去重新搞了)。Carbon 工作过程大致如下:
我已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的第一章…
我确认了
.md格式是处理长篇文本的最佳选择,并且仔细核对了第一章的每一页。我已成功整合了多页文档,为进一步处理做好了准备。
我完成了第一章所有页面的校对,并且决定不再创建额外的任务跟踪文件。
我确认了通过分段写入文件的方式来翻译整本书,保证翻译的完整性和术语的准确性…
我已明确了翻译中的关键术语,并添加了相应的术语中英文对照。
翻译并写入第一章前半部分内容
我已开始谨慎地翻译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涵盖了政府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政府治理的家族以及反思。
我完成了对书中关键部分的校对,并进一步完善了译文的准确性。
翻译并追加第一章后半部分及注释…
已完成
看这个工作流程也是觉得真牛啊。后续让它翻译其他章节的时候,Carbon 甚至还能自动修正 PDF OCR 错字和印刷笔误:
我正在仔细校对翻译文本,更正了多个 OCR 错误,并标注了强调文本和引文格式。
我已核对并修正了从第 130 页到第 138 页的参考资料、术语和 OCR 错误。
为了验证效果,我还让 agy cli 里的 Neon 核对比较了我自己之前的翻译和 Carbon one-shot 翻译,结果 Carbon 翻译的完胜,Neon 表示:Carbon one-shot在学术专业度、信息完整度和细节准确度上整体更胜一筹,学术术语更精准、前后更统一,作为 one-shot 翻译质量非常惊人;而 Gemini 2.5 Pro + 人工逐段核对在中文行文的平实流畅度以及个别哲学/学界惯用术语上更自然。 我对着 Neon 找出来的问题看了看,确实原来我自己的翻译有一些地方是有错误的,比如 the structuralist psychoanalysis of Jacques Lacan,我自己的翻译里漏掉了“精神分析”,误把拉康并入前面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去了(妈呀,我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工作方式的进步(网页 => Agent)叠加模型的进步,令人炫目。所以原来 blog 里译者的话中关于 AI 翻译的评价可以全部作废了哈哈,太强了,AI 的下限太高了,比一般的人类译者高好多。下面的内容是我让 Neon 针对 Carbon one-shot 的翻译修复几处硬伤和翻译的用词一致性之后整理而来的,让我慢慢学吧。
第一章 导论: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
原书信息:Peter Miller & Nikolas Rose (2008),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Polity Pres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Governing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pp. 1–25).
引言
为什么要研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我们自己通往治理术研究的路径,始于一系列庞杂却又松散相连的问题。如此众多获得社会合法性的权威,是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试图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法庭乃至失业救济金领取队列等形形色色的场域中干预个人生活的?无论是以具体组织与企业这类相对局部的场景呈现,还是以更为系统化和清晰阐明的政策建议或政治纲领的形式出现,抑或是在更为抽象的政治理论领域中,这类干预意愿是如何被表述出来的?支撑此类干预方案的是怎样的知识基础与知识主张?它们究竟源自心理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理论,源自其他知识主张,还是源自“常识”?又是怎样的装置(devices)使这类干预成为可能?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了既有工具,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新发明?这些努力背后——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隐含的——预设了对被作用对象(the people to be acted upon)怎样的理解?它们又是如何塑造或重塑这些个体理解自身及作用于自身的方式的?在“自由主义”社会——即那些宣称国家权力有限并尊重个人隐私的社会——之中,干预个人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我们该如何分析在我们写作之时所处的历史语境——20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北欧与美国——中涌现出的各种纲领、策略与技术?在那个时代,国家正试图从众多领域中抽身退却,而“选择”、“顾客”的观念以及“创业型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的理想正大行其道。最后,究竟需要怎样的经验探究与概念工具,才能使我们以一种能够增强我们评估其后果、甚至介入其中的能力的方式去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并非从“治理术”出发,但我们在经验与概念层面上回应这些问题的种种尝试,最终都被归入了这一术语之下。在这篇为我们若干核心论文所写的导论中,尽管冒着过度强调我们自身工作而忽略他人贡献的风险,我们仍试图追溯这一探索路径,并从我们自己的视角出发,为这个如今无论褒贬都已被称作“治理术”的研究领域投射些许光亮。
从意识形态与意识到治理与伦理
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局势(political conjuncture),促成了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这种政治最初是以“意识形态”的语汇来加以表述的。当时的激进思想——我们谈论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笼罩之下,但那是一种正试图摆脱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者一样,我们认为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在过去 150 年间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形态中具有重要、乃至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同样与其他学者一样,我们感到当代金融化的跨国股东资本主义形态,几乎无法通过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公式来加以理解(Cutler et al. 1977, 1978)。无论如何,经济权力唯有依托一套特定的法律体系、一套关于工作组织方式与利润定义的观念、一套用于塑造和模塑个人与集体之希望、抱负及能力的制度安排,以及其他诸多条件,才能维持自身并实现自我再生产。至少,资本的积累与分配同人员及其能力的积累与分配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需要找到更为精巧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复杂机器(apparatuses)的运作——法律与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社会保障的运作、社会工作的运作、教育的运作、医学的运作、家庭的运作,乃至经济生活本身的运作。在我们看来,它们不能被视作所有制经济关系或商品形式的简单——甚至复杂——效应,从而依附于后者并随之后者的变化而必然改变。倘若这些机器与实践要成为政治干预与变革的场域,我们就必须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在驱动它们运转。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在多种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形态——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与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及从巴赫金(Bakhtin)到巴特(Barthes)的所有追随者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思想风格(style of thought),结构主义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了那些无法凭常识和直接观察触及的关系集合——正是这些关系支撑着人们所能看见、思考、理解乃至感受的一切,并使其成为可能。这重塑了意识形态领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切入所关注问题的途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形式繁多、深浅不一,但无论其精致程度如何,它所指涉的始终是一个虚假观念的领域,发挥着掩盖统治阶级支配地位并赋予其合法性的社会功能。然而,从这些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不再能被视为纯粹观念层面的问题,不再能作为一个虚假或伪装的领域来加以批判,也不再能根据其社会功能来加以解释。意识形态由一系列机器构成,这些机器是具有自身可能性条件与自身规律性的复杂装配(complex assemblages)。它们的运作与特定的词汇或语言密不可分,这种词汇或语言划定了在有意义的方式下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做。而且,这些机器中充满了活生生的人,他们自身的个性或主体性本身就是为了契合他人的期望与要求而被塑造出来的。在这一背景下,批判分析的新任务就变成了理解意识形态机器的形成与运作,以及理解那些在其中并通过它们被建构出来的人。[1]
在通往治理术分析学(analytics of governmentality)的迂回探索中,这一思想格局中的某些要素保持了相对稳定。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在于认识到:要想理解人们所思、所言与所行,就意味着要努力识别出那些使这些事物变得可思(thinkable)、可言(sayable)与可行(doable)的默会前提与预设。另一些要素则发生了转变。例如,将结构视为封闭差异系统的观念,让位于一种更为宽松的构想,即开放的规律性体制(open regimes of regularities),它们不再按照在场与缺席、自然与文化之类的二元对立组织起来。还有一些要素则未能经受住分析的检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在诸多方面都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它预先假定,从宗教到学校教育,这些机器的角色归根结底——哪怕可能是间接地——是为了满足经济功能,即再生产出生产关系。它在修辞上将这些机器与某种“国家”观念捆绑在一起,却未能充分说明这个神秘莫测的术语究竟意指为何。它未能以任何可用的方式拆解其所划分的现实不同“秩序”——“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系,而所谓“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概念最终证明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它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已经预先假定研究对象是具有某种功能的谬误;然而,我们很快对“真理”问题产生了浓厚得多的兴趣,包括真理的生产手段,以及在特定领域生产出“真理效应”(truth effects)所带来的后果。此外,它以拉康式形而上学框架对主体性所作的姿态也过于宽泛——尽管这一姿态起初颇具吸引力,曾被用来反驳诸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e Lukács)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先验人本主义,因为后者只能把权力视为对人类主体本质的扭曲与压抑(Miller 1987)。把主体视为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或支撑物、并可还原为生产关系所创造的位置与功能的观念,无法让我们去分析主体形成模式的多重性与多变性,也无法分析在具体实践中所衍生和要求的自我关系(relations to the self)。
正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这一思想局势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进入了英国学界的争论。当然,他关于疯癫的著作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已以节译本形式译成英文(Foucault 1967),而且我们在各自参与精神病学激进政治的不同实践中,也都曾运用过该书及其他类似分析中的思想(Adlam and Rose 1981; Miller 1981; Miller and Rose 1986; Rose 1986)。不过,那本书的影响力至少在最初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精神病学和医学领域及其周边的工作者。福柯对临床医学诞生的分析也是如此,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清晰地揭示了关于个体的知识与专门技能(expertise)同人口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Foucault 1973)以一种精准而直接的方式展示了: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全新的思考方式、行动方式以及与自身建立关系的方式是如何涌现出来的;它们以各种建构性的方式同一种新型健康政治及健康价值化(valorization of health)的兴起联结在一起,而后者又进而与工厂中的新型生产形式、城镇中的新型生活方式以及管理人口与流行病的新方式紧密相连。该书展示了看待疾病与行医的一种特定方式——即那种在福柯动笔之时正开始发生变异的临床医学——是如何在异质性发展的交汇处被装配起来的。这些发展涵盖了从救济法律的变革到新型疾病哲学的方方面面,并为受苦者与施治者双方都催生出了新型的主体性形式,这些主体性体现在一套与之密不可分的实践之中。人们所珍视的“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区分,在这些历史与经验分析所采取的形式中与其说是被“解构”了,不如说是被直接绕开了。这里没有任何诉诸相对自主性、意识形态物质性或辩证法的空泛姿态,相反,有的是对那些细小而分散的事件进行精准、细致且严谨的学术追踪——正是这些事件将某种新事物带入存在,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逆转地重塑了人类的本体论与伦理学。
《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7)几乎即刻被译成英文——这无疑得益于它对规训与监视问题的明确关注——推动人们对权力的思考方式发生了更为广泛的转变。对监狱诞生的分析拓展了福柯此前对自我管理的分析,生动地展示了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如何成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尽管该书聚焦于监狱,但规训不再仅仅被视为监禁性的(carceral)。或者换言之,在监狱这类监禁机构内部涌现出来的行为塑造工程(engineering of conduct)与行为规范化(normalizing of behaviour),提供了一种更为普遍化的社会权力技术。这一视角揭示了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教室里,数量庞大的社会存在与主观存在的“微型管理者”(petty managers)所扮演的重要规范化角色。福柯在其分析中所使用的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开启的那种分析学模式、探究精神(ethos of investigation)以及研究焦点——即在对我们当下知识、权威与主体性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中,究竟应当研究“谁”和研究“什么”(Miller 1987)。
我们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所开展的分析,规模虽较为有限,但采取的正是这种形式。我们追踪了许多这类“人类灵魂的小工程师”(little engineers of the human soul)的诞生及其活动,以及他们那些日常琐细的知识、技术与程序——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医生、会计师、社会工作者、工厂经理、城市规划师等等(Miller 1980, 1981, 1986a; Miller and O’Leary 1987; Rose 1985, 1986, 1989a, 1989b)。在此过程中,我们愈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研究绝非仅仅是只对特定局部领域的关注者才有意义的区域史。当时似乎没有任何现成的学科、理论或方法,能够处理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与场域。政治学家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什么才是重要的——国家(the State)或政治机器。政治史家聚焦于伟大人物与国家大事。而哲学史家则专注于哲学经典谱系中的伟大名字,即便他们将这些思想置于“语境之中”加以考察。然而,至少对我们而言,有一点已经变得清晰起来:关于我们当下的政治史,必须围绕我们所研究的那些次要人物(minor figures)的活动来书写,尽管在其他研究路径的视野中,他们大多处于可见性的门槛之下。因为唯有通过他们的活动,那些对该词含义似乎毫不存疑的学者们所谓的“国家”,才有可能实施治理。
我们各自及合作开展的研究,一直聚焦于这些形态各异且往往地位卑微的专门技能(expertise)的历史:会计史、管理史、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史,以及社会工作与教育史。然而,这些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似乎有着某些共同之处。标准成本核算(standard costing)与心理测量(mental measurement)这样看似迥异的技术似乎不太可能有多少共通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关注规范(the norm)及对规范的偏离,都关注如何使规范具有可操作性,也都关注所有那些能够作用于个体行动(act on the actions of individuals)从而将规范普遍化、却又无需每天对人们如何生活及做何决定耳提面命的装置。我们当时在各自学科的边缘耕耘,表面上关心的是细小琐碎的问题、灰色文献(grey literature)以及历史上的次要人物,远离世界体系、现代化、全球化之类的宏大理论。然而,我们越来越坚信,恰恰是因为我们笔下这些小人物的工作——连同他们自身的抱负以及强加于他们的期许,再加上他们手中的小型工具——统治(rule)才真正得以发生。国家这个“冰冷的怪兽”(cold monster),唯有借助这些手段,才能真正试图去塑造人们度过日常生活的方式、与自身及他人互动的方式,以及与社会权威的各种化身打交道的方式。正是这些权威——无论它们是受到质疑、遭到抗争,还是备受尊崇或令人向往——使国家的治理成为可能。在试图剖析这种治理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聚焦于从一开始就令我们着迷的三条轴线:真理生产系统(systems for the production of truth)、权威体制(regimes of authority)以及主体化实践(practices of subjectification)。
也许第一个关键转向是“从追问‘为什么’转向追问‘如何’”(from why to how)。国家理论家们探讨的是“为什么”式的问题:为什么某件事在特定时期对特定人群而言会成为一个问题?——回答这类问题时,人们往往诉诸预先给定的阶级或职业“利益”概念。为什么一种新制度会出现,或者一种既有制度会发生改变?——回答这类问题时,人们又往往笼统地指向现代化或个体化之类的全球性进程。我们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如何”,从而减轻了因果关系的重负(或者至少使因果关系多重化),并使我们得以免于去“解释”诸如国家、阶级之类难以消化的宏大现象——事实上我们认为,尽管那些使用这类词汇写作的理论家自称作出了阐释,但这些现象通常并未真正得到解释。相反,何不满足于追溯一段段微观历史及其相互交织的轨迹呢?何不就事件与实践的独异性(singularity)、界定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条件来开展研究呢(Veyne 1997)?何不聚焦于各种相遇、力量的博弈、阻碍、野心与策略、装置,以及它们赖以浮现的多重表面(surfaces)呢?何不如福柯所言,聚焦于事件、聚焦于构成事件的条件——即“事件化”(eventalization):“在人们容易诉诸某种历史常量、某种直接的人类学特征或某种整齐划一地强加于所有人的不言自明之物的地方,让独异性显现出来。表明事情并非‘那么必然’……揭示因果多重化(causal multiplication)的程序:根据构成一个事件的多重过程来分析该事件”(Foucault 1996: 277)?[2]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便能开始辨识出那张由种种关系与实践交织而成的网络——正是这张网络催生了特定的治理方式,即试图塑造个体与群体行为的特定方式。
还需要完成进一步的转向。我们对主体性很感兴趣。但当其他人试图书写主体性的历史,试图识别某些实践对母亲、工人、儿童等群体的主体性所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却觉得这种做法无济于事。因为除非人们预先设定人类主体具有某种普遍形式,除非人们将主体性奉为道德自主性的特权领域,或者除非人们在充满争议的心理学科群(psy disciplines)内部采纳某种特定立场(例如精神分析),否则,“特定类型的经验对卷入其中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是根本无法回答的。回答这一问题,只能建立在关于人类心理过程的某些明示或隐含的假定之上。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预设在历史上所采取的具体形态,恰恰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究竟是谁抱持着关于人的何种观念——无论是作为公民、学童、顾客、工人、管理者还是其他身份;这些观念是如何被问题化的;人们又是如何针对这个“既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的对象设计出相应干预措施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推进?同样,这只需要视角上的微小转换。与其书写自我或主体性的历史,我们不如研究个体与自身及他人之关系(relations)的历史,研究那些既是这些关系的对应物与可能性条件、又使人们能够对这些关系施加作用的实践。重要的不是他们“是谁”,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他们据以评判自身及被他人评判的语言与规范,是鉴于这些理解他们对自身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人可能对他们采取的行动。这些都是真正向经验与历史研究敞开的问题。人们无需依赖任何“人类主体理论”便能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此类理论本身恰恰是谱系学分析的对象。人们所考察的不再是种种“主体性”,而是主体性技术(technologies of subjectivity),即当个体评判和评估自身及其生活,试图掌控、引导、控制、拯救或改善自身时所运作的那些目标、方法、靶点、技术与准则。这正是福柯在其晚期著作中称之为“伦理”(ethics)的关怀领域。当然,当这种引导是由他人来实施时,人们同样可以提出这些问题。保罗·韦纳(Paul Veyne 1997)再次阐明了这一点。不存在普遍的治理主体:被治理者可以被设想为有待教育的孩童、有待引领的羊群成员、有待拯救的灵魂,或者——如今我们还可以加上——有待赋予权利与义务的社会主体、有待协助其通过自身自由选择实现潜能的自主个体,抑或是有待按风险与安全逻辑加以分析的潜在威胁。因此,关键不在于“主体”,而在于作为“作用于行动的行动模式”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s)。这不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批判规训压垮了本真的、自我实现的主体,而是一种认识到以下事实的研究取向:我们自己将人类主体视为个体化的、有选择能力的、具备自我反思能力且追求自主性的观念,本身正是主体化实践的产物,而绝非用来批判此类实践的超历史根基。
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采纳了米歇尔·福柯在其关于“治理术”的简短著述中所勾勒——也仅仅是勾勒——的部分术语与概念。在发展我们自身的研究取向时,我们宁愿不做纯粹的“福柯研究专家”(Foucault scholars)。我们择善而从,从其他各处汲取观念与概念,自己也生造了几个概念,并花费大量时间与聚集在“当下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旗帜下的研究小组及其他地方的同仁们讨论具体案例。虽然有些人后来将这一取向称为“英国治理术学派”(British School of Governmentality),但这种称呼颇具误导性。在英国——同时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美国——浮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非正式的思想共同体,大家试图打造一些概念工具,借以理解我们的“当下”是如何被装配起来的,并进而理解它可能如何被改变。
治理术的实验室
我们最初并未打算创建一套关于治理术的一般理论,而是从研究若干具体问题起步的。事实上,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颇为幸运——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应用心理学史、会计与管理的谱系学: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经验研究者,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使人根本无法将社会的、个人的与经济的维度割裂开来,因为它们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愈发意识到,这种相互交织性——即“塑造人”(making up of people)的过程可能同时关乎社会权威试图促进个人自我实现、提高生产率与增进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学术界的学科割裂往往在公开呼吁跨学科研究的同时,抹杀了这些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所从事的并非思辨性和实验性的理论建构工作,而是某种更为有限的工作:打造能够对这些“实验室场域”展开分析的概念。我们的论文发表在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去翻阅的各类刊物上——社会学期刊、人类科学史期刊、会计学期刊、管理学期刊等等。即便在这些地方,以及针对我们一些更接近专著形态的出版物,许多读者仍感到困惑,有些人甚至抱有敌意——这些研究究竟是历史学、社会学、批判理论、某种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们之间又是如何关联的?但令人欣慰的是,另一些学者——通常是那些处于学术生涯早期阶段的人——发现我们正在探索的研究路径对他们也颇有助益。我们基于对塔维斯托克诊所与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的研究,撰写了一篇关于主体性与社会生活治理的早期论文,发表在《社会学》(Sociology)期刊上(Miller and Rose 1988)。这一研究路径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理论巨擘们的注意,但却被心理学史、会计史、医学史以及专业权力研究等新兴蓬勃发展的次级学科中的研究者们所采纳。
权力问题是这些局部研究的核心关切,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发展出一套权力理论。更准确地说,我们所关注的是与政治理论家、政治评论家及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通常分析的截然不同的权力形态。这是一种没有中心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多重中心的权力;这种权力生产出意义、干预、实体、过程、客体、书面痕迹以及生活本身。自由问题对于这些权力形态至关重要,因而对于我们的分析也至关重要——促使我们关注这一点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政治光谱上的所有派别都已将“自由”奉为政治咒语。我们的目标并非以某种更真实的自由之名去批判虚假的自由,而是要指明当代权力形态是如何建立在“自由”这一前提之上的:那是一种受规制的自由(regulated freedom),它鼓励或要求个体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获成就以及自身现状,同自己可能或应当成为的样子进行比较(Rose 1991)。
在这里,我们借鉴了自己关于心理科学(psy sciences)的历史及其在“塑造人”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提出,这些科学是围绕特定的“浮现表面”(surfaces of emergence)形成学科的:其发展脉络并非从纯粹理论走向实际应用、从学院走向实践、从正常走向反常,而是恰恰相反。心理学科群正是围绕着反常、差异与偏离等问题而成形的。正是由于人们认为或它们自称具备根据“人为何如此运转”的知识来理性地管理人的技术能力,它们才赢得了社会公信力。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履行着压抑或社会控制的功能,也不是说它们理应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或出于解放某种真实本真主体性的愿望而受到批判。因为“真实而本真的主体性”这一观念本身就拥有一段与心理领域(psy domain)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在整个 20 世纪——在军队、工厂、学校与家庭中——变得举足轻重的心理领域之权力,实际上恰恰是用识别并管理这种真实主体性的语汇来表述的,其方式是在试图管理他人的权威之抱负与被管理者自身真实的愿望、欲望和本性之间缔结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说,指责心理领域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批评,实际上反而促成了一种新型专门技能的诞生:它能够以合法的、甚至带有疗愈性质的方式,无论以群体观念、工作场所民主管理、自我实现还是其他名义,对个体和集体进行管理。
因此,我们所关注的权力形态跨越了距离与领域的界限而运作。它们同时且共同地向个体与集体发声。它们在最私密的领域——如性行为或饮食习惯——中如鱼得水,一如它们在最非人格化的领域——如时间表、工作计划与会计制度——中那样游刃有余。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权力形态在“国家之外”(beyond the state)运作:它们既不以国家为起源点,也不以国家为权力的象征或归宿。
治理术研究的成形
我们自己将这些分析模式系统化的尝试,始于对经济生活治理的分析;该文发表在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上时曾引发不小的争议(Miller and Rose 1990[收录为本书第二章])。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开始撰写一篇题为《砍下国王的头颅》(’Cutting off the King’s Head’)的长篇讨论稿,广泛传阅以征求意见,随后于 1992 年发表在《英国社会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上(Rose and Miller 1992[收录为本书第三章])。我们以福柯本人关于治理术的零散论述为起点,但我们的目标是从中提炼出一套概念工具,既能概括我们在经验分析中一直在做的那类工作,又能更直接地与政治权力及其各种形态所构成的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建立联系。为了厘清头绪,我们四处寻觅思想资源。我们从许多地方借用了概念与方法,大致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来自广义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的学者,无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还是兼具多重身份。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作者已经证明,聚焦于极其具体的实践与事件,并从中提炼出诸如“远距离干预的条件”等更具一般性的启示,是大有裨益的。伊恩·哈金(Ian Hacking)同样将对统计学等具体实践的分析,与更为宽广的理论或哲学反思结合起来;他的思考总是能够穿透那些热衷于焦虑叹息而非冷静分析之人所编织的晦涩且往往徒劳无功的纠结。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为这一仍在不断拓展且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文献群作出了贡献。[3]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类研究最重要的启示在于高度重视“工具”(instruments)与“干预”(interventions),尽管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补充更广泛的关怀,或与权力模式建立更明确的关联。我们对“工具”作了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实物形态的工具——器具、量表、测量装置等等——还包括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思维方式、智识技术、自我分析方式等等。而我们对“干预”的理解,则要求我们对干预在实践中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对那些使干预成为可能的技术与工艺(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展开详尽的分析。
第二类文献探讨的是“经济”(economy)。20 世纪中叶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家们的著作已经向我们(至少对我们而言)清楚地表明:“经济”并非一个拥有自身自然法则的既定领域,而是在特定的历史与智识事件中作为一种思考方式与行动方式被带入存在的,并且随着这些思考与行动方式本身的转变而发生转变(Polanyi 1944; Schumpeter 1954)。这类研究凸显了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的建构性作用,及其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式、经济话语和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些要素“塑造”(made up)了经济,因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由特定思考与行动方式所建构、并反过来建构着思考与行动方式的区域。经济理论、规律以及诸如损益、边际回报、均衡之类的概念,连同与之相伴的计算技术,与其说是在描述经济生活,不如说是使经济生活成为可能且易于管理。计算方式与管理方式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一批游走于经济学与社会学边缘的学者所撰写的松散相连的文献中得到了论证(Cutler et al. 1978; Thompson 1982; Tomlinson 1981b; Tribe 1978)。那些更具体地研究会计学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我们应当聚焦于计算实践(calculative practices),探讨它们如何塑造我们为个人、企业及其他组织框定可选方案的方式,而这又进而影响我们管理他人生活与自身生活的方式(Burchell et al. 1980; Hopwood 1983)。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提供了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帮助我们理解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对数字产生如此深厚的信任(Porter 1995; 另见 Hirschman 1977)。[4]
第三类文献聚焦于职业(professions)与专门技能(expertise)。伊利奇(Illich)等人曾试图揭穿或贬抑专家权威,弗雷德森(Freidson)等人将职业群体描绘成谋求私利的集团,而托马斯·哈斯凯尔(Thomas Haskell)与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等人则更关注对专家的尊崇是如何编织进日常生活最平淡朴素的惯例之中,乃至编织进社会生活本身的结构与肌理之中的。我们对专门技能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自身同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文献区分开来——我们觉得这类文献在经验上过于局促,在理论上也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预先消解了太多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并窄化了分析的版图。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更传统的职业不重要,而是我们觉得同样重要的是去关注日常生活缝隙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微小琐碎的专门技能(minor and petty expertises)。我们主要感兴趣的并非这些群体如何为自己开疆拓土、追逐自身利益或将自身锻造为社会政治力量——尽管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也无意批判它们的帝国主义扩张或职业支配地位。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类专门技能是如何形成的;那些似乎呼唤专业“诀窍”(know-how)的问题是如何在历史中浮现的;围绕此类议题开始形成了哪些新的领域与封闭领地(enclosures);以及这种专门技能本身又是如何使“以新的方式引导行为”(conduct conduct in new ways)成为可能的。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那些将其特殊能力主张建立在关于个体与集体之人类知识基础上的专门技能形态。我们关注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何促成了将个体行为问题化并对其施加作用的双重过程,关注他们如何在不侵犯“个人”行为形式上的私人地位的前提下,成功塑造并管理“个人”行为。
第四类文献出自那些与福柯关系更为密切的学者之手,它们既帮助拓展了实质性研究的范围,也使我们得以反思自己正开始尝试使用的一些概念。雅克·唐泽洛(Jacques Donzelot)探讨了对家庭的“治安管理”(policing),罗贝尔·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考察了 19 与 20 世纪“心理”领域的发展,而乔万娜·普罗卡奇(Giovanna Procacci)则检视了 19 世纪对贫困的治理(Deleuze 1988, 1989; Gordon 1991; Procacci 1993; Veyne 1997)。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以独树一帜的方式撰写了一系列卓越的生物科学史研究,将其勾勒为“求真/判真”(veridical)话语,即由阐明真命题的愿望所驱动的实践。伊恩·哈金关于“塑造人”以及“人类类别的回路效应”(looping effects of human kinds)的研究,则帮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究竟已经变成了怎样的存在物?与他一样,我们将自己的研究部分视为一项关于“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的工作,即研究我们把自己视为哪种类型的人、我们是如何开始在这些描述之下理解自身的,以及这带来了何种后果。事实上,我们自己关于个人、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化话语与技术史的研究,不仅表明了将这三者割裂开来的不可能性,而且揭示了主体性在这三个领域中都是核心赌注,甚至这三个领域本身的区分也必须被视为一项历史性的建树。此外,在来自各领域社会科学家对福柯展开的铺天盖地的批判——他们审判他的著作并宣判其有罪——之中,也有一系列针对福柯本人著述的敏锐反思之作,帮助我们开始理清这一往往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对象与实践阵列。
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关于治理术的著述,连同福柯本人就这一主题留下的有限评论,会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治理术研究”(governmentality studies)发展的参照点,也没想到我们提出的许多表述与概念工具后来会被追溯性地归于福柯名下。虽然我们确实秉持着跨学科的精神写作——或者至少无视学科边界——但我们不可能预料到后来在治理术的名义下,跨越如此众多学科涌现出的研究竟会达到那样的广度与规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回应一篇对我们工作的颇为蹊跷的评论时(Curtis 1995; Miller and Rose 1995b),我们曾梳理出此类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其中涵盖了针对以下主题的考察:社会保险的兴起(Defert 1991; Donzelot 1991a; Ewald 1986);教育(Hunter 1988, 1994);会计(Hopwood and Miller 1994; Power 1994);犯罪控制(O’Malley 1992; Stenson 1993);失业规制(Walters 1994);贫困与不安全(Dean 1991; Procacci 1991, 1993);发展战略;医学、精神病学与健康规制(Castel et al. 1982; Castel 1988; Greco 1993; Miller and Rose 1986; Osborne 1993);虐待儿童与性犯罪(Bell 1993);以及新型社会赋权(empowerment)策略(Baistow 1995; Barron 1995; Cruikshank 1994)。正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这批文献当然并不构成一个同质性的“学派”,不同作者沿着不同的路径探讨了不同的问题。我们指出,这类研究取向虽然并非毫无问题,但对政治哲学(Hindess 1996; Tully 1989)、社会史(Joyce 1994)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展现出了吸引力;同时,这些研究还与更广泛的文献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尽管后者并未明确援引治理术概念(Hacking 1990, 1991; Meyer 1986a; Porter 1986, 1992)。
在随后的十年里,大批其他研究相继问世,探讨了对儿童、难民、城市、乡村、中国、殖民地印度与后殖民地非洲、欲望、恋童癖、工作场所、购物中心、安全与不安全、犯罪、疯癫以及更多事物的治理。这些研究遍布从历史学到人文地理学、从文学研究到法学、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的各个学科。最初在英语世界——尤其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兴起的“治理术”研究,如今在德国、瑞士、北欧国家,甚至在福柯及其思想遗产遭受多年冷落之后的法国本土,也正蓬勃发展。
实践治理术与理论化治理术
如今,学界出现了许多针对米歇尔·福柯讲演录的细致文本分析,敏锐捕捉其术语与用法在短时期内的微妙变化。随着他在 1978 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课程讲演录《安全、领土与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正式出版(Foucault 2007),学界对治理术的关注还将进一步升温。另一些学者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试图构建一套关于治理术的一般理论。这类努力无疑自有其价值,尽管在我们看来收效甚微。我们自己的研究取向则要宽松一些。在上述大致勾勒的研究精神指引下,我们反思了:如果“治理”意味着“引导行为”(conduct conduct),那么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倘若个体或集体的行为显得需要加以引导,那是因为其中的某些方面在某人看来成了问题。因此,顺理成章的起点便是追问:这种“将事物变为问题”(rendering of things problematic)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化”(problematizing)一词是标示这一过程的有效方式,因为它消除了“问题”一词表面上的不言自明性。它表明,“问题”并非预先给定、静候人们去揭示的现成之物。问题必须被建构出来并变得可见,而建构这样一个问题场域是一个复杂且往往缓慢的过程。各种议题与关切必须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域、由不同的行动者塑造成“成问题的”样子。这些行动者既可以是获得资质认证的专家或专业人士,也可以是压力集团、政治家、企业领袖、媒体以及其他群体。其所指涉的场域可以涵盖家庭、学校、工作场所、街道或购物中心,乃至几乎任何能够被转化为“被认为需要治理的区域”的场所——即便该场所原本并未被如此看待。不同意见——无论是否属于根本分歧——都必须得到处理,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而在某一局部场所识别出的困难,必须与其他地方识别出的困难联结起来,使它们显得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进而以此为基础形成某种解释路径,甚至构想出应对它们的策略。
一旦人们对“存在某个亟待纠正的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类问题通常就会被纳入某种共同语言之中——或者至少是一种能够让不同群体展开对话的语言,即便各方对其成因的解释不同,或提出的解决方案各异。许多问题在某一时刻都会以某种或多或少形式化的知识语汇被表述出来。有时,专家的形式化工作出现在早期阶段;有时,恰恰是这种形式化使问题得以稳定下来——例如被确立为“失业”、“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或“依赖性”(dependency);还有些时候,形式化则是事后才发生的,此时该问题空间被视为一片值得开拓的肥沃疆域。无论如何,尤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时刻:某个问题开始成为那些宣称拥有源自某门或多门新兴社会科学与人类科学之专门技能的人士重点分析的对象。如此一来,人们便能依据相关不同知识体系中多种多样、有时甚至相互竞争的规范,对该问题加以评估。而个体或集体行为的某些方面,几乎注定要在某种意义上为该问题承担责任:该行为或许在某种方式上被判定为危险的、恶性的或有害的;或许被视为缺乏生产率与低效的;又或许仅仅因为未能达到某种健康、幸福或满足的理想或最优状态而被视为有所欠缺。
同样重要的是,相关行为还必须变得易于接受干预(amenable to intervention)。它必须能够受制于某套或多或少理性化的技术或工具,从而使人们得以对其施加作用并有可能加以改变。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如果仅仅识别出一个问题,却不同时提出某些纠正措施,似乎毫无意义。由此,“问题”与“解决方案”各自的坚固性与彼此间的界限便被淡化了。或者换言之,问题化的活动与设计补救之道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如果某种特定的诊断或工具看起来恰好契合某个特定的“问题”,那是因为它们本就是为了彼此契合而被制造出来的。因为要想以治理者自居,似乎就必须提出干预的技术——否则就会被斥为纯粹的批评家或哲学家而不予理会。简言之,思想若要成为治理性的(governmental),就必须变成技术性的(technical)。
我们接过了福柯略显拗口的新造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并着手将这门治理艺术拆解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连的面向。我们将第一个面向称为治理的“理性”(rationalities)或“纲领”(programmes),并用“技术”(technologies)一词来标示第二个面向。我们并非认为这一区分对应着现实中彼此独立的领域;相反,我们意在借此指明:一方面是对某种现象加以表征和认知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改变该现象而对其施加作用的方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为问题并非仅仅在思想中自我呈现——它们必须以一种使其变得可实践或可操作的方式被转化为可思考的对象。“理性”是思考的风格,是以某种使现实易于接受计算与纲领化设计(programming)的方式将现实变得可思的途径。我们曾尝试提出识别这些思考风格的若干维度——考察它们内在的道德观、它们赖以立足的知识形态、它们的习语与修辞,以及它们所预设并付诸实施的不同权威之间的分工。我们使用复数形式的“理性”(rationalities),旨在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理性”(a rationality)及与之相对立的“非理性”,而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性形态与推理形式。它们并非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意义上的“心态”(mentalities),即并非集体信仰或幻觉的结构、集体或个人的意义结构,更不是表征一整个时代的总体化心态。这种分析并不预设同质性或“时代精神”(Zeitgeist),也不预设某套封闭自足的观念或态度体系。尽管如此,这一研究取向仍与年鉴学派的工作有某种共通之处:拒绝书写以战争、国家与伟人为线索的政治史。不存在连贯单一的历史叙事或历史展开的哲学,也不存在通过追溯起源来解读当下的路径。不存在必然性——正是脆弱性、偶然性与权变性(contingency),造就了人类今日的模样。不存在单一的历史时间,而是存在着以不同速度、沿各自轨迹运行的多重时间,以及在特定场域中围绕具体问题而形成的多重推理形式。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求真知识(veridical knowledges),即那些主张自身拥有真理地位、并围绕“消除谬误”这一规范而展开的知识。但至少与年鉴学派传统中的部分学者一样,我们也共同关注经验是如何变得易于被思考的,以及将事物与人归入特定描述或标签——无论是疯癫、赤贫(pauperism)、犯罪还是其他类别——之下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关注的另一个维度是技术性的。技术是服务于“引导行为”的由人员、技艺、制度与工具构成的装配(assemblages)。因为理性若要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找到实现自身、使自身工具化的途径,我们将这些途径称为“技术”——即人的技术(human technologies)。它指的是所有那些使权威能够设想并作用于个体与集体之行为——且往往是在十分遥远的场域中发挥作用——的装置、器具、技艺、人员、材料与机器。借用并松散化用布鲁诺·拉图尔著作中的表述,正是这些装配使我们所谓的“远距离治理”(government at a distance)成为可能。[5] 理性与技术、思想与干预,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唯有通过这两个维度,人们才能刻画并分析种种治理术,进而使它们向批判性审视敞开。
治理术的家族
我们曾提出,尽管人们可以识别出多重多样的治理术,但在特定时空下使问题变得可思的这些方式之间,也能辨识出“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它们并非前后相继的时间纪元,而是思考方式与行动方式上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体现在多条轴线上:对治理客体与治理目标的构想、不同权威各自不同的角色与责任、政治与干预的性质及界限、理解问题的应有方式、所援引的知识与专门技能形态,以及对治理主体本身的构想,都存在着相似之处。我们还提出,治理术是通过进入批判与危机时期而发生转变的——在这样的时期,多重失败感汇聚在一起,各种替代方案被提上日程,因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失败恰恰是构想另一种治理模式的契机。正如我们曾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一表述常被误解为某种价值评判):治理术永远是乐观的,但治理本身却是一项先天注定失败的事业(governmentalities were eternally optimistic, but government is a congenitally failing operation)。
出于启发式分析的目的,我们曾——或许是以一种略嫌简化的方式——提出,可以识别出治理术的三个“家族”。
我们提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哲学来理解,而需要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来加以分析。在这里,国家通过划定外在于自身的区域——私人生活、市场、市民社会等等——来限制自身;这些区域拥有自身的密度与自主性,并非可以听凭“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随意认知、支配与管理的造物。然而,政治机器却依赖于外在于自身的众多治理行动者的活动——教会、慈善组织、工会、互助友爱会(friendly societies)等等。不过,正如我们在 19 世纪下半叶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外部行动者的能力受到了质疑,政治机器本身开始将其义务拓展至新的领域。这些正是曾饱受自由主义哲学家批评的“现实存在的自由主义”(actually existing liberalism)在治理上的种种发明——城镇规划与公共卫生设施、医疗保障条款、各类教育供给、国家官僚机构角色的扩张、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与行政革命”,等等。
我们所谓的“从社会视角出发”(from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的治理,植根于 19 与 20 世纪之交开始成形的一种论点,即“治理必须是社会的,否则就将不复存在”:要想抵御不受约束的市场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这双重威胁,就必须实行某种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ment)。这是旨在挽救私人企业、将臣民转化为享有社会权利之“社会公民”(social citizens)的最初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随着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乃至“社会领域”(the social)本身的发明,这一构想被赋予了技术形态。它蕴含着一种将国家视为个人福利最终担保者的新观念,但又要求设计出在不摧毁个人道德与个人责任感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明新型的“社会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of the social),以及发明向公民——尤其是通过家庭与居家教化(domestication)——灌输文明教养(civility)的新形式。
我们称之为“发达”自由主义(’advanced’ liberalism)的形态成形于 20 世纪最后三十年,尽管哈耶克(Hayek)等战后初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早已为其埋下伏笔。虽然在战后初期这些思想家还处于边缘地位,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左翼与右翼双方对臃肿国家的批判已然显现——批评者不仅有新自由主义者,还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者、批判福利国家的左翼人士,以及反抗权威权力的各项人权倡导者。这些批判既在一般理论层面上被提出,也在各种局部实践中得到了表述。
左翼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力生成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归于失败;此时,治理思想的创造力来自右翼,并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市场的理性与技术被延伸到了医疗和教育等此前豁免于市场的区域。它意味着通过强有力的远距离治理手段,部署从中心进行治理的新技术:这些技术表面上增强了各个区域、人员与实体的自主性,实则将它们包裹在新型规制形式之中——审计、预算、标准、风险管理、绩效指标、法律的阴影(shadow of the law)等等。它还蕴含着对被治理主体的全新构想:被治理者将是自主且负责任的个体,自由地选择如何立身行事。在经济生活治理与社会保障政策中,我们目睹了新型激活(activation)策略与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策略的兴起,以及新型“激活专业人士”的出现。我们见证了一种新伦理的诞生:积极主动、自主选择、自我负责的独立个体“被要求保持自由”(obliged to be free),并被要求像对待选择的结果那样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显然,在 20 世纪尤其是下半叶涌现出来的某些关于主体性的心理学观念,对于我们以这种方式想象自身、并以这种自由观念之名作用于自身,起到了核心作用。
当然,这些治理术也不断被判定为失败,新的解决方案亦随之提出。或许第一个新方案便是“社区/共同体”(community)观念作为核心治理手段的兴起,由此,“身份认同与社区”的关系取代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如今,随着一种围绕“不安全、风险与预防原则(precaution)”展开的新型问题化逐渐成形,整个自由主义治理术家族或许正面临着严峻的张力与考验。
对治理术的反思
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回望这些发展,我们或许可以梳理出若干鲜明特征,来说明为何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自身的研究如此有用,又为何能对其他学者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第一,它鼓励人们跨越或无视个人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这三大领域的既定划分,转而将它们视为需要采用相互交织、彼此重叠的研究策略来加以考察的对象。20 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分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将这些领域分割开来——不仅把它们划归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而且把这种区分当作思想对某种自然现实分野的如实反映。从治理术角度分析这些领域的一大益处在于,人们不得不正视促成这种分化之“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历史进程。因为学科的分化,是与诊断和干预个体及群体行为的不同方式的发明同步涌现的。要想用“经济绩效”来诊断经济的弊病,或者用“适应不良”来诊断个人的症结,既需要形成不同的独立学科,也需要打造干预相关领域的专门工具。这不是一种允许我们对工业化、现代化或全球化之类的后果发表宏大论断的“社会学”观察,而是一种谱系学(genealogical)观察——也就是说,唯有考察针对特定问题之管理而同步涌现的具体纲领、项目、技术、诊断与抱负等要素,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第二,在理解社会权威试图塑造和雕琢人的行为的种种方式时,超越“公共/私人”(public/private)二元划分至关重要。对于政治哲学与日常生活中备受珍视的公私之分,我们不应照单全收,然后再去追问这一边界为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遭到了不当逾越。其他人正是用这类语汇来诊断时代,并构建出诸如“私人领域殖民化”或“要求公开展示私人特质的文化兴起”之类的批判。相反,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私人领域”这一观念本身,是如何与公共空间、公共道德等观念在同一历史时刻一道成形的(Rose 1987)。在这里,治理术的谱系学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共同生产”的问题。
第三,我们认为,坚持强调纲领(或理性)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结与相互依存是卓有成效的。正如我们一贯强调的那样,治理术既是心态又是技术,既是思考方式又是干预工具;在看到这两个维度往往紧密而错综复杂地相互依存的同时,始终看清每一维度都不可还原为另一维度,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还必须留意纲领的多重性及其赖以浮现的多变表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指出“纲领性”(the programmatic)在管理或治理生活之尝试中的重要性的,当然并非只有我们。但我们认为,不仅要关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理论著作中所隐含的所谓“元层面”(meta-level)纲领,[6] 我们还希望强调那些围绕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化而涌现的、更为日常平实且处于较低层面的纲领,同时留意最初零散孤立的目标与抱负是如何逐渐获得某种相似性或家族相似性的。而且,我们希望在不诉诸分析框架割裂——例如安于“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这类概念,或安于对组织与制度作静态区分——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虽然我们从这类分析模式中汲取了许多灵感,但我们认为,同时把握社会生活的纲领性特征及其与整套干预工具库之间的内在联系,既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7]
第四,或许也是最一般的一点,我们发现,坚持在不必然诉诸“国家”作为权力之归宿、起源或结果的前提下分析权力与政治,具有极强的启发性。这并不是因为国家和政治机器不重要——那样想就误解了我们的论点。相反,我们主张分析应当从别处起步,从治理实践本身起步。这些实践可以是计算的形式、对人群进行分类的方式、工厂布局的重新安排、对各类失调症的治疗、对不同群体或人口的测试,等等。正如现有研究所展示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便能开始绘制出横贯并串联起个人、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多重计算中心与权威中心。这甚至能让我们理解,“非国家”(non-state)的权力行使模式正是我们当下的决定性特征之一。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认为始终关注“地方性”(the local)与“非地方性”(the non-local)之间的联结至关重要。尽管我们格外留意特定问题化、纲领或技术浮现时往往高度具体的历史情境,但我们从未将此当作沉溺于冷僻、琐碎或纯粹特异现象的借口。因为管理、干预与行政的模式,唯有在被普遍化并与某个中心联结起来——或者至少与其他可比或相似的模式联结起来——的限度内,才会成为权力模式。诚然,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个人与社会、组织与制度之类的划分在社会科学中无处不在。但我们希望避免落入这种对现象作轻率归类的窠臼。我们希望避开往往与这类二元框架相伴而生的等级化图景与解释图式,也希望避开简单化和线性序列式的分析风格——尽管这类分析常给人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只想细致地梳理出:在一个装配之中,痕迹是如何留下的,联结是如何形成的,关联是如何建立的,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又是如何达成的。或者换言之,我们确信,人们完全可以在经济与社会生活最日常、最局部的角落里发现“纲领性”的踪迹,从而既可以从历史/谱系学研究的视角,也可以从更具人类学或田野调查色彩的研究视角,对人们的所言与所行展开分析。
本书结构概览
我们编纂这部文集的初衷,是抵制其中部分观念在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抽象化倾向,并展示我们的概念工具是如何在分析若干极其具体的问题场域中锻造出来的。
第二章《治理经济生活》(’Governing Economic Life’)提出了一些分析发达自由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力行使的新途径。这些途径由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发展而来,从“政治理性”与“治理技术”两个角度探讨政治权力。这一取向提请人们关注旨在落实治理的规制机制的多样性,尤其关注那些通过“远距离行动”(action at a distance)将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同政治目标联结起来的间接机制的重要性。该章论证了语言分析对于理解政治客体之建构的重要意义——这里所说的语言不仅关乎意义或修辞,更是一种使存在的各个面向变得易于铭写(inscription)与计算的“智识技术”(intellectual technologies)。该章指出,治理术具有鲜明的“纲领性”形态,并与旨在使其生效的技术的发明和评估密不可分。它还提请人们关注,在装配松散而流动的网络以使人员、组织与目标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协商与劝服过程。该章通过考察经济生活规制的多个面向对上述论点进行了例证:战后法国与英国在国民经济计划方面的尝试;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会计实践变革所被赋予的角色;以及工作场所内部世界的管理技术——这些技术愈发特别强调生产主体的心理特征。该章主张,“治理术”在关键层面上已经依赖于与专门技能相伴随的智识技术、实践活动及社会权威;经过专门技能塑造与规范化的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是以自由民主方式实施治理的关键资源。
第三章《国家之外的政治权力:治理的问题域》(’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提出了一种分析政治权力的研究路径。它反对政治争论与社会理论中对“国家问题”的高估,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工具,用于分析旨在治理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政治权威及其他权威之间结成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该章表明,现代政治理性与治理技术同知识的发展及专门技能的权力有着内在关联。该章考察了自由主义治理问题域的特征,指出它们依赖于“远距离治理”技术,致力于打造能够践行“受规制的自主性”(regulated autonomy)的场所、实体与个人。该章通过对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福利主义(welfarism)的考察例证了这一分析,并在结尾处简要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证明那种由“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哲学对立所建构起来的分析语言,根本无力理解当代政治权力行使模式的转型。
第四章《社会的死亡?重构治理的版图》(’The Death of the Social? Re-figuring the Territory of Government’)指出,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作为一个思想与行动平面的“社会领域”(the social),一直在政治思想与政治纲领中占据核心地位。该章认为,尽管“社会”主题以及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正义的关切在政治争论中依然重要,但“社会领域”已不再是治理策略的关键区域、靶点与目标。全球化语言的兴起表明,经济关系已不再容易被理解为在单一有界的国民经济内部组织起来的关系。“社区/共同体”(community)已成为一种新的治理空间化(spatialization)形式:它是异质的、多元的,将个人、家庭及其他主体联结进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与忠诚的文化集合体之中。治理主体之间的分化正以新的方式被重新编码;无论是“被吸纳者”(the included)还是“被排斥者”(the excluded),都不再作为社会公民来加以治理。针对专家权威的管理部署了非社会化的策略。结社主义(associationism)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等不寻求“通过社会进行治理”的反政治母题(anti-political motifs)正在政治思想中兴起。该章提出了诊断与分析政治思想和行动中这些新型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s)方式的若干思路。
第五章《动员消费者:装配消费主体》(’Mobilizing the Consumer: Assembling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通过对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介入消费事务的详尽分析,回应了围绕消费及消费社会形成的学术争论。通过剖析“塔维”(Tavi)如何试图理解并塑造人们对冰淇淋、速冻鱼条、家用烫发剂、柔软卫生纸和汽油等五花八门商品的需求,我们探讨了消费主体的不同形象是如何在新型“消费经济”的某一构成要素内部运作的。我们提出,塑造消费主体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超越文化理解的一般变迁或利润的强制律令,去考察由心理科学所阐发的人类个性、人格与心理观念是如何在消费技术的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广告业中的心理学专门技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场域,借以探究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并非在于支配或操纵消费者,而在于通过将人类的激情、希望与焦虑同嵌入特定消费实践中的商品极其具体的特征联结起来,从而“动员”消费者。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我们论证了心理学知识绝非仅仅是操纵或合法化的工具,也绝非附属于全球消费逻辑的次要技术,而是“人的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消费激情之治理的分析,正应聚焦于这类技术。
第六章《论疗愈型权威:发达自由主义下的精神分析专门技能》(’On Therapeutic Authority: Psychoanalytical Expertise under Advanced Liberalism’)提出,在当代欧美社会中,权威获得了一种新的疗愈天职(therapeutic vocation),而对他人行为行使权威所需的伦理正当性依据也经历了部分重塑。这意味着在个人与他人关系同个人与自身关系相交汇的所有节点上,涌现出了全新的思考与行动方式。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由关于“群体”(the group)的专门技能所开启的理解和干预人类行为的新方式——这种专门技能同时也帮助建构并巩固了“群体”观念本身。这些理解小型与大型群体生活的新方式,以及我们将自身引向最私密个人关系的新方式,为我们在家庭、工厂、学校、医院、办公室及日常生活一切场域中所栖居的世界构筑了新的密度。我们通过一组特定事件——即与塔维斯托克诊所和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相关的思想与行动——考察了这种新型权威的形成。但我们指出,“塔维”所卷入的具体事件,只是在我们当代经验中更广泛增殖的某种现象的缩影:那是一个由松散相连的专门技能、技术与表征构成的复合体,致力于管理“生活问题”,或者说从生活潜在可接受心理治疗(amenability to therapy)的视角将生活问题化。
第七章《生产、身份认同与民主》(’Produc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指出,工作场所是围绕人类身份认同本质展开争论、以及试图塑造与重塑个体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整个 20 世纪改造生产关系的种种尝试——尤其是那些受民主律令驱动的尝试——都依赖于特定且不断变化的“人”的观念。本章聚焦的正是这些针对工作的干预:在其中,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关切提供了将生产领域与民主本质联结起来的途径。关于人类身份认同、主体性与人格(personhood)的特定观念,一直内在于以民主社会视为合法的方式治理工作世界的种种尝试之中。我们的总体主张是:身份认同的转型不应在宽泛的文化层面上研究,也不应仅仅从关于自我的观念史角度来研究。身份认同的谱系学必须考察在特定存在领域中作用于人类及人类行为的实践,以及支撑这些实践并体现于其中的思想体系。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围绕工作的思考与行动方式一直深度卷入“人类究竟是怎样一种人”这一哲学追问之中。而对工作场所中人的身份认同的这些关切,又与将工作性质、民主理想及生产率问题化的多种不同方式交织在一起。
第八章《治理发达自由民主社会》(’Governing Advanced Liberal Democracies’)分析了所谓“发达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兴起。该章指出,这类治理术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统治心态与技术,也不同于那些寻求以“社会”之名实施治理的形态。发达自由主义统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依赖专门技能,并将专家以不同的方式接入统治技术之中。它试图使国家去治理化(de-governmentalize the state),并使治理实践去国家化(de-statize practices of government),将专门技能的实质性权威从政治统治机器中剥离出来,把专家重新安置在一个由竞争、问责制与消费者需求理性所主导的市场之中。它寻求不再通过“社会”进行治理,而是通过个体公民受规制的选择来进行治理——此时的公民被建构为追求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的选择主体和抱负主体。个体将通过其自由而受到治理,但既不是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孤立的原子,也不是作为社会的公民,而是作为异质性归属共同体(communities of allegiance)的成员——因为“社区/共同体”已浮现为构想并管理人际道德关系的新方式。该章认为,“发达”自由主义的治理公式所追问的是:是否有可能在不治理社会(society)的情况下实施治理?也就是说,通过公民、消费者、父母、雇员、管理者、投资者等自主行动者受规制且可问责的选择来进行治理,并通过强化和作用于他们对特定“共同体”的忠诚来进行治理。作为一种自主化与多元化的统治公式,这种统治形态依赖于微型规制实例在整片领土上的增殖,以及它们在“分子”(molecular)层面上遍布我们当下经验缝隙的倍增。同时,它还依赖于政治主体与专门技能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专家的训诫与我们自己追求自我掌控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人生规划融为一体。
注释
第二章 治理经济生活
原书信息:Peter Miller & Nikolas Rose (2008),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Polity Press, Chapter 2: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pp. 26–52).
引言
在发达自由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力已经囊括了经济、社会与个人存在的诸多面向。今日政治权力的行使依赖于数不清的机构与技术,其中一些仅与正式国家机关的行政部门和官僚机构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我们提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government)概念提供了一条富有成效的分析路径,借以考察所有那些试图管理个人与社团生活之社会权威不断变化的抱负与关切,使我们将注意力聚焦于将个人与组织的行动及判断同政治目标联结起来的多元机制(例如 Foucault 1979)。我们认为,对现代“治理”的分析需要格外关注那些使经济、社会及个人行为与社会政治目标保持一致的“间接”机制所扮演的角色。在分析这些机制时,我们借鉴了晚近科学与技术社会学中的若干研究,借用并改造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远距离行动”(action at a distance)概念(参较 Latour 1987b)。我们主张,这类远距离行动机制在关键层面上已经依赖于“专门技能”(expertise):即基于特定行动者与判断形式声称掌握专门真理和稀有能力而赋予它们的社会权威。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经由专门技能之力量塑造并规范化的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已成为现代治理形态的关键资源,并为以自由民主方式实施治理确立了若干至关重要的条件。
我们首先从一般性讨论入手,阐明并发展“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试图通过考察经济生活“治理”的各个面向来例证所讨论的机制与过程。我们先考察对“经济”的“治理”:首先是通过集中化的经济计划体系,其次是通过改造经济行动者之计算程序的种种尝试。接着,我们转向对企业内部世界的“治理”,结合不断变化的管理技术对此加以检视。我们认为,管理所依赖的专门技能不仅涉及生产的技术特征,还涉及生产主体的心理特征。最后,我们考察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如何通过一系列技术变成经济生活“治理”至关重要的资源与盟友——尤其是当这些能力越来越围绕“自主性”与“自我实现”观念而被理解和规制之时。我们将这一点同关于“治理术”当代转型的若干评论联系起来。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治理”概念。米歇尔·福柯曾指出,一种被他称为“治理术”的特定心态,已成为一切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的共同基础。他认为,治理术是由“制度、程序、分析与反思、计算与策略所构成的总体(ensemble),正是这一总体使行使这种极为特殊却又极其复杂的权力形式成为可能”(Foucault 1979: 20)。他还指出,自 18 世纪以来,“人口”(population)便已浮现为最典型的(par excellence)治理版图。各种权威致力于规制人口所特有的过程,即调节人口财富、健康、寿命及其作战能力与劳动能力等等的规律。由此他暗示,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其特征就在于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思考各类权威能够且应当处理何种问题。它们在某种政治先验(political a priori)内部运作——正是这种先验使人们能够从对“每一个人与所有人”(each and all)的力量进行有计划的监督、管理与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权威的任务。
以这种方式探究政治统治的行使具有诸多优势。首先,它拒绝将政治权力还原为国家的行动(即将国家建构为一个相对连贯且精于算计的政治主体)。“治理”概念不再把统治看作国家借由不断分叉蔓延的控制机器将自身支配力延伸至整个社会的过程,而是提请人们关注形形色色的力量与群体——它们为了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以异质性的方式设法规制个人生活以及特定国家领土内部的种种状况。与其说是“国家”催生了治理,不如说国家只是治理所采取的一种特定形态,而且这种形态远未穷尽构成治理的计算与干预场域。
“治理”概念指引我们去分析的,正是这些抱负与尝试。这条路径或许看似以一种颇为独特的方式通向了一个熟悉且早已被人反复踏勘的领域——即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历史及当代分析。然而,这些关切表面上的熟悉感很可能会误导人。诚然,欧洲最早的治理术形态曾冠以“治安科学”(science of ‘police’)之名,而且英语中的“治安”(police)与“政策”(policy)同源。但由“治理”概念所启发的政策分析意味着:被称为“政策”的这一关切领域本身的存在,就应当作为有待解释的对象来对待。它提请人们关注知识在使存在的各个面向变得可思考、可计算、并易于接受深思熟虑和有计划之举措方面所发挥的根本作用:这是一项复杂的智识劳动,不仅涉及新思想形式的发明,还涉及记录、运算与评估等新型程序的发明。它提示我们需要思考:在怎样的伦理条件下,不同权威才有可能认为实施此类干预是合法的、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它表明,引发并驱动政策的那些关切并非不言自明:失业、犯罪、疾病与贫困之所以浮现为可以被识别出来、并被建构为亟待改善的“问题”,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它指出了围绕社会与政治关切而将存在的此类面向“问题化”、并制定和设法推行政策的群体的多样性——它们绝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威,还包括那些立足于智识、精神信仰等基础之上的权威。它意味着政策的发展或演进并不存在一条平坦顺滑的道路:持久的制度发明往往是以出人意料、偶然随机(aleatory)的方式,围绕社会或经济存在中看似边缘或晦涩的困难而产生的,只是由于特定原因才在短暂时期内获得了政治显著性。因此,“治理”概念凸显了使各个场域变得可实践且易于接受干预所涉及的多元权力与多元知识。它表明,对“政策”的分析不能局限于研究不同的行政机构及其利益、经费、行政组织等等。正是种种条件构成的复杂而异质的装配(assemblage),才使政策客体得以被问题化,并变得易于管理。
当然,不借助“治理”概念,人们也可以研究——并且已经研究过——这些维度。但米歇尔·福柯的这些著述所启发的取向还具有另外两个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特征。传统的政策研究往往关心评估政策,揭示促成政策成功实现目标的因素,或者更常见的是破译导致政策失败的简单化做法、误解、误判与战略失误(例如 Williams et al. 1986)。而我们则不同:我们并不关心这类评估,无意去评判某项政策是否成功及其成败原因,也无意为所谓的缺陷设计补救良方(参较 Thompson 1987)。相反,令我们深受触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评估式的思维方式本身恰恰就是“治理术”的一个特征——任何政策周围似乎总是环绕着或多或少系统化的评判其优劣得失的尝试,并且总是面对着其他竞争性政策的挑战(后者要么许诺用改进的手段实现同一目标,要么主张彻底改弦更张)。也就是说,“评估”(evaluation)本身就是我们所要考察的现象内部的一个构成部分。对我们而言,这种非评估不可的冲动本身就应被视为所讨论的政治思想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权威与管理者如何作出评判、从中得出何种结论、提出何种矫正措施,以及“失败”如何为新治理纲领的繁衍传播提供推力。
因此,形形色色的政策“评估”,内在于我们所谓治理术的“纲领性特征”(programmatic character)之中。治理术之所以具有纲领性,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可以看到旨在改造现实的、或多或少明确具体的纲领层出不穷——政府报告、白皮书、绿皮书,以及来自商界、工会、金融家、政党、慈善机构和学者个人针对这个或那个问题提出的这套或那套方案。它之所以具有纲领性,还在于它怀有一种永恒的乐观主义:深信某个领域或整个社会完全可以被管理得更好或更有效,深信现实在某种方式上是“可编程的”(programmable)(参较 Gordon 1987; MacIntyre 1981; Miller and O’Leary 1989b; Rose and Miller 1989)。正因如此,一项或一套政策的“失败”,总是与设计或提出更好纲领——许诺带来经济增长、高生产率、低通胀、充分就业等等——的尝试紧密相连。虽然识别失败由此构成了治理术的核心要素,但对治理术的分析本身并不是社会规划设计师(social programmers)手中的工具。分析所谓“治理的意志”(the will to govern),并不等于满腔热情地参与其中。
治理术的话语特征
治理术具有话语特征(discursive character):要想分析栖居于治理场域中的各种概念化、解释与计算,就必须关注语言。指出语言与政治相互关联并无任何新意,甚至指出二者关系既非简单的同构或反映、亦非意识形态神秘化而是相互建构(mutually constitutive),也算不上新鲜(例如 Connelly 1987; Shapiro 1984; Taylor 1987)。在经济政策领域,已有若干研究直接探讨了经济领域及其构成部分的话语建构。这些研究揭示了在怎样的概念条件下,人们才开始有可能设想出一个专门的经济领域——它由拥有各自规律与过程的各类经济实体组成,易于接受理性认知与计算,并进而易于接受各种形式的规制干预(Burchell et al. 1985; Hopwood 1987; Loft 1986; Thompson 1982; Tomlinson 1981a, 1981b, 1983; Tribe 1978)。
我们的取向与这些研究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我们希望将这些关切置于一个颇为不同的框架之中。一方面,我们主张应将政策定位在一个更宽广的话语场域内——在其中,关于治理之正当目的与手段的观念得以阐明:这便是对米歇尔·福柯所谓“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ies)的分析。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将“话语”视为一种思想的技术(technology of thought),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书写、列单、编号与运算等具体技术装置——正是这些装置将某一领域转化为话语,使其成为可知的、可计算的、可管理的客体。以能够对其实施治理的方式去“认知”一个客体,绝不仅仅是一项纯粹思辨的活动:它需要发明记号程序(procedures of notation)、收集与呈现统计数据的方法、将这些数据输送至能够进行计算和判断的中心的渠道,等等。正是通过这类铭写程序(procedures of inscription),“治理术”的多元领域才被塑造(made up)出来,诸如经济、企业、社会场域与家庭之类的“客体”才被赋予特定的概念形式,变得易于接受干预与规制。
政治论证并不具备理论话语那种系统而严密连贯的特征。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依然可以根据借以阐明治理活动的相对系统的话语矩阵、建构其客体与目标的特定语言、分析与开具药方的语法、纲领的词汇,以及确立治理合法性的语汇,来界定和区分不同的政治理性。因为福利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之类的治理理性,正是由这类语言要素出发,被阐发为融合了哲学学说、关于社会与人类现实的观念、权力理论、政策构想、正义版本及诸多其他内容的复合装配(assemblages)。也正是从这些装配之中,阐明了组织和动员社会生活的恰当根基。
我们认为,一切治理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表征”(representation)模式:即精心打造出一套描绘相关领域的语言,这套语言既宣称把握了所表征之现实的本质,又在字面意义上将其再现(represent)为一种易于进行政治审议、争辩与筹划的形式。这为我们理解语言对治理的另一重重要意义提供了线索。因为治理纲领正是在语言中被阐发出来的;也正是通过语言,政治话语那些宽泛指明的伦理、认识论与本体论诉求——诉诸民族国家、诉诸美德、诉诸何为可能或何为可欲——才同旨在应对社会、经济或个人存在中具体问题化的计划、方案与目标达成了协调一致(consonance)。
体现“治理术”特征的政治话语形式,为理论论证及其所蕴含的真理主张开辟了一个特定空间。对人口、国民经济、企业、家庭、儿童乃至自我的治理,唯有借助话语机制才成为可能——这些话语机制将有待治理的领域表征为一个拥有自身边界与特征的可理解场域,其各个构成部分以某种或多或少系统的方式联结在一起(Burchell et al. 1985; Hopwood 1984, 1985, 1986; Miller 1989; Miller and O’Leary 1989a; Rose 1989a)。在人们试图管理“经济”这样一个领域之前,首先必须将一系列过程与关系概念化为一个易于管理的“经济”。当“国民经济”语言诞生出来,将其描绘为一个拥有自身特征、规律与过程、可以被言说且可以获取相关知识的领域时,它才得以成为各种治理纲领中的要素——这些纲领试图通过治理和管理“经济”来评估并增强国家实力。也就是说,“治理”始终依赖于知识;不同纲领的倡导者都力图将自身立足于关于被治理对象的实证知识(positive knowledge)之上,立足于推理、分析与评估该对象、识别其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的方式之上。在这里,理论绝非仅仅使既有权力关系合法化,而是实实在在地建构出新的现实部门,使新的存在场域变得可实践。
我们以这种方式提请人们关注语言在治理中的作用,绝不是建议把政治权力分析变成观念史的一个下属分支,也不是说我们的关切应当放在语义问题上。我们所描述的语言特征扮演着比这积极得多的角色,用“智识技术”(intellectual technology)一词或许最能准确捕捉这一角色。也就是说,语言提供了一种使现实变得易于接受特定类型行动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远非仅仅是“静观默想式的”(contemplative):要想以使世界易于接受特定改造的方式去描述世界,就必须借助一系列物质性的、相当日常平实的技艺,将现实铭写进治理的计算之中(Rose 1988; 参较 Latour 1987a)。
治理的技术
当然,“治理”不仅仅关乎表征,也关乎干预。过去两个世纪在“西方”成形的治理术,其特殊性正在于表征程序与干预程序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交织(参较 Hacking 1983)。我们提出,这些使治理工具化并赋予其可操作性的尝试,同样具有一种“技术性”(technological)形态(参较 Foucault 1986: 225–6)。如果说政治理性将现实转化为思想领域,那么这些“治理技术”(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则试图将思想转译进现实领域,在“人与物的世界里”建立起空间与装置,借以作用于它们所梦想和筹划的那些实体。
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意在倡导一种分析统治活动的特定取向:高度关注各类权威借以塑造、规范化并工具化利用他人之行为、思想、决定与抱负,以实现其心目中可欲目标的实际机制。我们认为,要理解现代统治形态,不能仅仅考察宏大的政治图式、经济抱负,甚或“国家控制”、国有化、自由市场之类的一般口号,还必须考察那些看似卑微琐碎、实则使治理成为可能的日常机制:记号、运算与计算的技艺;考核与评估的程序;问卷调查等装置与表格等呈现形式的发明;培训与习惯养成体系的标准化;专业分工与专业词汇的创立;建筑设计与空间形态——这份清单异质纷呈,在原则上是无穷无尽的。
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的经典术语——国家对市民社会、公共对私人、社区对市场,等等——在这里几乎派不上用场。诚然,只要这类语言在政治理性与政治纲领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伦理基础并区分不同治理抱负的合法性,它就需要受到考察。但在技术层面上,将治理付诸操作,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建立起了多种多样根本不按此类边界加以区分的间接规制关系与劝服关系。尤其是赋予专门技能(expertise)——即由专业人士与准专业人士、真理主张与技术程序交织而成的复杂混合体——的种种能力,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机制,以这些政治哲学根本无法理解的方式去塑造并规范化“私人”企业、“私人”公司、商人与父母的“私人”决定,以及“私人”自我的自我规制能力。然而,恰恰是这些间接的行动与干预手段,构成了现代“治理心态”的核心,对于现代统治形态的可能性至关重要(MacIntyre 1981; Miller and O’Leary 1989b; Rose 1987, 1989a)。分析这类治理技术需要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即关注由中继(relays)与相互依存关系交织而成的复合体——正是它们使治理纲领能够作用于并干预其所关注的场所、个人与人口。
正是通过技术,政治理性及其所阐明的治理纲领才得以部署实施。但绝不应把这一点简单理解为将理想方案在现实中“贯彻执行”(implementation),更不应将其理解为控制力从权力中枢一路延伸至生存的细枝末节。我们提请人们关注治理的技术维度,绝无意唤起一幅“全面受控的铁板社会”(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的图景。诚然,在某些欧洲国家,早期版本的“治安科学”曾受一种乌托邦梦想的鼓舞,妄想政治权威能够穿透、摸清并指挥社会躯体的每一个角落。但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19 世纪自由主义标志着在那些自称自由民主制的国家里,这一梦想被彻底放弃了。取而代之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治理一片本身拥有内在过程与固有力量的独立现实——即领土与人口。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观念的浮现,核心问题变成了:“治理如何可能?也就是说,适用于治理行动的自我限制原则是什么,才能使事态在不加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按照符合治理理性的方式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Foucault 1986: 242)。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提出有必要分析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间接”统治机制:即那些使——或试图使——远距离治理(government at a distance)成为可能的机制。
在概念化这类促成统治的间接机制时,我们为己所用地改造了布鲁诺·拉图尔的“远距离行动”概念(Latour 1987b: 219 及以下)。他在回答“如何可能对陌生且遥远的事件、地点与人群施加作用?”这一问题时发展出了这一概念。18 世纪的法国航海家之所以能够从欧洲本土基地出发,远航至东太平洋的陌生海域,对当地居民实施殖民、驯化与支配,是因为借助各种技术手段,这些遥远的地方被“调动”(mobilized)了起来,以海图、绘图、潮汐与星辰运行读数的形式被带回了本土的“计算中心”(centres of calculation)。正是这些足够稳定——在来回传递中不会变形、损坏或腐烂——且可以组合起来以便积累和计算的流动痕迹(mobile traces),使船队能够派出并返航,使一个能够“支配”远方人群与过程的“中心”得以形成。拉图尔指出,无论是支配天空、大地还是支配经济,这一过程都是相似的:支配涉及行使一种智识掌控力(intellectual mastery),而使这种掌控力成为可能的条件,正是身处中心的人掌握了关于远方之人与远方之事的信息。
我们的“远距离治理”概念,将上述思想与拉图尔及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著作中发展的另一相关取向联结了起来(Callon 1986; Callon and Latour 1981; Latour 1986)。在分析科技创新的确立与普及时,卡隆与拉图尔考察了使“一地的计算”能够与“另一地的行动”联结起来的复杂机制——这并非通过武力直接强加某种行为方式,而是通过精妙的联结,将由行动者与机构组成的松散装配整合成一张运转有效的网络。这涉及同盟的缔结:结盟不仅仅是因为一方在资金、合法性或其他可用于劝诱或强制的资源上依赖另一方,还因为一方成功说服了另一方,让对方相信彼此的问题或目标具有内在关联,彼此的利益高度一致,双方都可以通过携手合作或沿同一方向努力来解决各自的困难或达成各自的目的。这一过程与其说是诉诸现成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是卡隆与拉图尔所谓的利益招揽(intéressement)——即通过劝服、运筹、计算或修辞来建构结盟利益。在此过程中便发生了卡隆与拉图尔所谓的“转译”(translation):一方行动者或力量能够要求或指望另一方采取特定的思考与行动方式,从而将彼此装配进同一张网络之中——这并非源于法律或制度上的隶属与依附关系,而是因为各方开始以结盟的方式理解自身的问题,并认为彼此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息息相关。由此,在空间、时间与正式边界上依然彼此分立的个人、组织、实体与场所,便能被带入一种松散的、近似的、且始终处于流动与不确定状态中的协同对齐(alignment)关系。
在建立这些松散对齐的网络、并以间接方式促成统治的过程中,语言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采纳共享的词汇、理论与解释,跨越时空的各路行动者——国家部委、压力集团、学者、经理、教师、雇员、父母——之间才得以建立起松散而灵活的关联,同时每一方又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保持着宪制上的区隔与形式上的独立。只要这些多元力量中的任何一方能够将他方的目标与价值“转译”成自己的语言,只要他方的论点能够与自身的抱负和行动相契合并为其提供规范,它就能被吸纳(enrolled)进治理网络之中。专门技能(expertise)的语言在这里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它声称代表不偏不倚的无私真理,并许诺能够带来预期成效,其规范与价值显得格外令人信服。因此,专门技能一方面能够迎合政治家、行政官员、教育家等寻求以最有效方式达成特定目标之人的抱负;另一方面又能吸引那些在公司、办公室、航空公司、医院或家庭中日益感到需要专家指导自身行为的人。
当然,这类网络绝非由旨在按精确计算塑造决策与行为的理性规划技术简单拼合而成的总和。尽管“治理术”永远是乐观的,但“治理”本身却是一项先天注定失败的事业。纲领的世界是异质且相互竞争的,一个纲领的解决方案往往成了另一个纲领的问题。“现实”总是不断逃逸出指导纲领的理论以及支撑纲领的野心。技术会产生始料未及的问题,会被原本只应操作它的人挪用于谋求自身目的,会受到经费不足、职业倾轧的掣肘,也会受困于根本无法造就使其顺利运转的技术条件——可靠的统计数据、高效的沟通系统、清晰的指挥链条、设计得当的建筑、制定完善的规章,等等。一种技术与另一种技术的交汇,或者将某项特定技艺付诸实施所带来的意外后果,都会催生出计划之外的结局。反过来,原本为某一目的而发明的技艺,却可能在另一目的上找到自己的治理用武之地;源自截然不同抱负的技艺与条件的意外交汇,也可能使某套机制在缺乏明示理由、甚至违背其明示理由的情况下照样运转起来。因此,理解“治理的意志”,与其着眼于它的成功,不如着眼于将它付诸操作时的重重困难与多变性。
治理国民经济
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希望借助若干实例来阐明上文提请大家关注的机制。这些例子无意提供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详尽历史叙述,更无意评判政策优劣或其背后的政治是非。我们关注的是上文所讨论意义上的“治理术”:关注构成了调节经济活动之多变尝试的各种心态,使经济活动变得可思的流变词汇,令这些心态牵挂的不同问题,理论化与铭写等智识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明出来的形形色色规制技术及将其植入现实时遭遇的困难,以及由专门技能所承担并被赋予专门技能的关键角色。正是在由这种异质性构成的装配之中——尤其是在专家指导下赋予“私人”社会行动者自我规制活动的角色之中——以契合自由民主理想的方式治理国家经济生活的可能性才得以浮现。
我们先从考察一项通过集中化经济计划体系来“治理”经济的尝试入手。即便在考察这类“集中化”机制时,也必须认识到,治理经济生活的纲领并非源自单一中心点——国家(the State)。相反,“治理”概念将注意力引向构成特定理性的多元要素,以及使这些理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与技艺。虽然理性与技术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但二者之间的中继与联结却是各自得以阐发的决定性条件。特定政治词汇的浮现,需要以植入一系列铭写、记录与计算机制作为其可能性条件之一。政治理性——哪怕是那些宣称要限制政府范围、促进自主性与选择自由的政治理性——若要运转起来,同样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阵列作为支撑。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战后法国国民经济核算(national accounting)与国家计划的发展,来阐明特定政治词汇同一系列生产、制表和计算信息的装置之间错综复杂的中继与联结(Fourquet 1980; Miller 1986a)。国民经济核算绝非仅仅是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如镜子般反映个体企业与生产者分散的活动。相反,它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不仅涉及植入一套把“经济”当作经济来思考的新概念,还涉及构建起一套庞大的统计机器,借以对这一领域进行铭写、制表、计算与干预。它意味着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关系,使对经济与社会生活进行独特形式的计算和管理成为可能。国民经济成为可能认知、计算与干预之客体的过程,绝非毫无问题的线性展开。人们借以理解经济的语言,并非在自足的理论争论领域中轻而易举地自然涌现的;而一旦形成,也绝非简单地拿去“应用”了事。
将国民经济阐明为一个有待认知、记录、计算与操作的客体,这一复杂过程所关乎的,正是治理原则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从认为统治者只需从臣民生产出来的无论多少财富中汲取赋税即可,转变为认为统治者应当设法更新乃至增殖这类财富。这一转变将国民经济资源的计算置于治理目标的核心位置。它要求将生产、消费与投资等不同活动整合进同一张表格,计算每一要素的比例与变动轨迹,并指明应当鼓励哪些活动、何种财政税收制度最为恰当,以及如何正确配置公共支出。
就法国而言,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与让·莫内(Jean Monnet)主持制定的国家计划工程密不可分。国民经济核算深度卷入了战后经济重建的尝试之中,而经济重建本身又是一项旨在清除法国社会“落后”因素的政治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用以表述法国社会现代化工程的政治词汇,以“增长”(growth)、“进步”(progress)和“团结/连带”(solidarity)为核心语词。正是通过这套政治语言,形形色色的具体微观议题才得以被思考和干预;也正是参照这套语言,国民经济核算的各项范畴才得以阐明。
在将政治词汇转译为一套记录与计算技术的过程中,“生产”(production)范畴居于核心地位。借助生产范畴,人们得以引入一项根本区分:划分出被视为“生产性的”活动与被视为“非生产性的”活动。什么是生产?谁是具有生产性的人?这两个问题都把我们引向了公民,因为财富正是通过公民创造出来的,政府若想扩充自身资源,也必须着眼于公民。虽然这一传统的某些渊源可以追溯至 17 世纪晚期配第(Petty)、金(King)与达维南特(Davenant)等人的著作,但直到二战刚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这一目标才真正获得了借以思考它的语言、借以实施它的制度机器,以及借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的一套统计与经济计算技术。而在法国,为国民经济核算构想概念架构并建立其统计基础的进程,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启动的。维希政权(Vichy regime)在搭建能够提供“数字雪崩”(avalanche of numbers)的统计基础设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至关重要。战后,这些发展为国家计划这一“对希望的编程”(programming of hope)奠定了基础——即试图运用增长与现代化的语言,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
构建一套能够满足计划、现代化与增长要求的国民账户体系,绝不是把现成的政治词汇直接付诸实施那么简单。在试图以特定方式呈现各种活动与过程时,技术会遭遇重重困难。国民账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1952 年至 1960 年间,法国人曾试图按照工业的“部门”(sectors,即按主营业务界定的企业群,一个部门可生产多种产品)而非“分支”(branches,即仅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分部集合)来编制投入产出表。当时人们认为,按“部门”组织的表格可以直接整合进会计体系中,因为它立足于实际的决策单位。然而,尽管投入了庞大的人力与物力,尽管那些试图把按部门组织的企业账目转译为按分支组织的账目的学者施展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杂技,围绕“部门”设计投入产出表的尝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从统计学角度看,按部门编制表格的想法完全合情合理;但要想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对接协作,所需要的却是一张围绕“分支”组织起来的表格(Fourquet 1980; Miller 1986a)。
由此可见,在计算技术与其旨在工具化实现的治理纲领之间,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契合性或可转译性(congruence or translatability)。对国民经济活动采取不同的汇总方式,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治理纲领是为社会与经济生活确立秩序的理想化图式。正因如此,它们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计划和国民核算之类的技艺去“应用”的。纲领构成了一个空间,在其中治理目标得以阐发,实施这些目标的蓝图得以构想。但试图作用于实际活动与过程的技术会产生自身的困难,无法按预期运转,有时甚至与构想其角色时所依据的理性格格不入。战后法国经济计划尝试的例子,不仅说明了在使某一领域变得易于治理的过程中智识劳动“技术性”一面的重要性——尤其是技术性铭写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且表明,治理绝不是规划设计师美梦的“直接兑现”。“现实”(The real)总是以抗拒编程的形式顽强地显现自身;而规划设计师所处的世界,永远是一个不断试验、发明、失败、批判与调整的世界。
在治理这一理论—实践矩阵(theoretico-practical matrix)中,政治纲领不可避免地与操作装置及批判性评判捆绑在一起。虽然某一特定政治纲领为治理设定了具体目标并提出了实现机制,但纲领的操作化却要经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制定使其可实现的分类范畴与技艺;装配(有时甚至是新发明)能够在个人、企业与组织生活中落实其目标的技术;并对这类纲领的后果及其成败条件展开评估、争辩与抗争。
远距离治理经济
我们曾指出,当代“治理术”赋予“远距离行动”(action at a distance)至关重要的角色——即那些许诺在不打破多元行动者形式上自主特征的前提下塑造其行为的机制。同时我们还指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门技能(expertise)的权力及其思考与行动方式。在经济治理中,实现这一点的一项重要机制便是改造经济行动者的计算能力(calculative capacities)。我们可以通过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经济规制来阐明这一点。
大约从 1962 年到 1975 年的英国政治,通常被视为干预主义国家的鼎盛时期。保守党与工党双方的政治论辩都诊断认为,“撒手不管式”(hands-off)的经济规制技术已经失败——在那类技术中,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决策,仅由财政部拉动各种宏观杠杆来设定总体框架,让各类经济行动者在框架内自行计算与决策。这种关于失败的评判,本身就部分依赖于我们在上一节讨论过的政治词汇与铭写技术。在我们所谓“政治理性”的层面上,“增长”(growth)已浮现为衡量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也是评判经济政策成败的准绳(参较 Leruez 1975)。对于什么是增长以及如何实现增长,各方在理解上存在诸多分歧。例如,英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及类似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让英国能够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与其他国家全面竞争。而在工党看来,增长则应成为消除贫困、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之社会活力的引擎。使“增长”话语得以作为某种可计算之物浮现出来,还需要具备多种智识前提条件:前文讨论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将国民经济活动转化为思想中可计算、可比较的实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编制了各工业国“增长率”的对比表格,可供人们在政治争辩中加以援引。但围绕增长展开的这些不同思考方式与计算方式,都运行在同一块共同地基之上:广大政治家、商界人士与学者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先验前提(a priori),即“增长”是一项国家目标,必须制定新政策来实现它。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策变革通常被视为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计划与规制之权力的强化。诚然,当时许多人主张,要想实现“增长”,就必须改造经济行动者作出决策的方式。然而,将“治理”概念运用于这一时期便会发现,把“干预主义国家”与“非干预主义国家”简单对立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我们需要换一种方式来概念化这些关系,关注政治权威为达成经济目标而试图作用于构成人口之各实体与过程的直接和间接多元机制,并关注政治抱负、专家知识与单个企业经济诉求之间松散的联结。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的政治词汇中,经济增长目标要通过一系列机制来实现,其核心是提高工业产出、提升企业内部效率以及改善投资决策。当时出台了许多寄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举措,包括《国家计划》(National Plan)、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工业重组公司(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Corporation)、区域就业补贴(Regional Employment Premiums),以及通过《1965 年垄断与合并法》(1965 Monopolies and Mergers Act)对工业实施的法律规制。然而,尽管所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干预主义的政治抱负,一旦涉及直接干预“私人”企业内部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决策,它们全都同样束手束脚。对于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干预——投资决策——而言,情况尤为如此。正是在这里,为了将经济增长词汇付诸操作,人们呼唤在“思考”与“行动”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也正是在这里,为了真正通过个体投资决策兑现增长目标,人们呼唤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概念化并计算投资决策的新方式。尽管政治家及其经济顾问本身无法直接控制单个企业(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化企业)的实际决策,但说服企业经理们相信某项特定技术——贴现现金流分析(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简称 DCF)——的优势,却展现出了兑现经济增长的希望(Miller 1989)。
DCF 技术并非发明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它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EDC)等政府机构得到了积极推广,并获财政部向国有化工业(Nationalized Industries)强烈推荐(HC 440/VIII 1967; NEDC 1965)。在政府政策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干预与计划的背景下,借助 DCF 技术的演算来规制单个投资决策,使得“指挥经济的中心”与“按指令和诱因行事的单个企业”之间的界限得以弱化。DCF 技术展现出了这样一种前景:单个企业及其内部的经理人员会心甘情愿地改变他们思考和计算投资机会的方式。直觉与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将被一种新知识所取代,这种知识尤其借助“货币的时间价值”(time value of money)概念,使管理层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个人主观判断将被经济—财务计算的客观性所取代,后者使管理层能够对投资机会进行排序、比较备选方案,并权衡特定方案对公司的净经济价值。倘若投资决策向这套中心算法靠拢,管理层普遍未能客观计算单个项目投资价值的弊病就将得到扭转。如此一来,“增长”的语言便能在经济生活这一关键领域内,通过一套特定的计算体制被工具化实现。
由此可见,尽管增长语言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政治理性的核心特征之一,但要在单个企业层面及公共部门中兑现这一目标却绝非易事。即便是一个倾向于对工业进行规制和监督的政府,也无法接管私营公司乃至国有化工业内部的日常投资决策。DCF 分析技术恰好为这种局面提供了一种理想机制。DCF 技术开启了一系列“远距离”治理经济生活的新尝试:既然政府无法直接干预,它完全可以设法作用于负责作出投资决策的那个群体,把他们的决策与判断转译成一种特定形式的计算专门技能。通过向私营工业推广 DCF 技术、坚持要求国有化工业采用该技术,并建议在新兴商学院的管理课程中讲授该技术,经济增长的理想便与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及体面生活水平等其他观念达成了协调一致。当时人们认为,通过改造思考和计算投资的方式,投资的社会净回报与私人净回报便可以得到调和。面向未来的增长政治理性,借助一种使未来变得可计算的技术,得以在企业内部具备可操作性。计算过程虽然发生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但自此以后它们将与国民经济增长保持步调一致。作为追求的理想、待实现的目标以及评判社会的理性,“增长”归根结底不是由政治家和计划官员来兑现的,而是由星罗棋布的局部计算中心(local centres of calculation)来兑现的。人们寄希望于通过植入一种永不停歇的计算技术,使一项政治纲领真正运转起来。
治理企业的心理世界
治理不仅涉及对活动与过程的秩序编排,治理还通过主体(subjects)来运作。开始用未来现金流贴现的方式去思考投资的个体经理,本身就是面向经济增长之治理策略的一项资源。在这个限度内,治理是一件“个人的”(personal)事情;许多纲领都把自身有效性的关键,寄托在将个体吸纳(enrolling)为追求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的盟友之上。只要权威性的规范、计算技术与评估形式能够被转译进公民在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下的价值观、决定与判断之中,它们就能作为个体“自我引导”(self-steering)机制的一部分发挥作用。由此,“自由的”个体与“私人的”空间便能在不侵犯其形式自主性的前提下受到“统治”。为此,形形色色的纲领高度重视主体的各项能力,一系列技术也试图作用于主体作为生产者、消费者、父母与公民的个人能力,在那些看似最“私人的”、在管理自身生存的无数日常任务中摆在他们面前的决定与行动上,对他们加以组织和引导。
专家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阐发出一套论证,宣称个体的个人能力是可以加以管理的,借以实现健康、适应良好、盈利能力等社会可欲的目标。他们紧扣既有的政治关切,表明自己有能力改善问题、带来效益。他们与其他强大的社会权威——尤其是商界人士——结盟,将后者的“外行”(lay)难题转译成专家语言,并提出理性知识与有计划的技术正是通往成功的钥匙。他们将存在的全新面向“问题化”,并在同一时刻表示自己能够帮助克服这些由他们自己发现的问题。而且,他们在“权威”与个体之间充当了强有力的转译装置,不是靠强制,而是靠真理的力量、理性的威力以及有效性的迷人许诺来塑造行为。
我们再次从经济生活中选取实例,这里聚焦于企业的内部世界以及对生产主体(productive subject)的管理。整个 20 世纪对经济生活的治理,包含了一系列塑造和调节个体与社会生产机器之关系的尝试(Miller 1986b; Rose 1989a)。在此过程中,个体作为生产者的活动成了知识的对象与专门技能的靶点,并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中继之网——政治家与商界人士的经济努力正是通过这张网,被转译进了主体的个人能力与抱负之中。
20 世纪最初二十年间设计出来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纲领——以其主要倡导者 F. W. 泰勒(F. W. Taylor)之名被称为“泰勒制”(Taylorism)——常被视为一切试图以“科学”方式将工人变成知识对象和管理资产之尝试的典范。在泰勒制以及标准成本核算(Miller and O’Leary 1987)等相关技术中,工人被描绘成头脑简单的粗人(a brute),人的动机被视为纯粹经济的,而管理层唯一可用的策略就是根据生产过程的强制要求下达命令。然而,泰勒制绝不仅仅是企图加强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最大化剥削工人的犬儒手段。相反,它是用“效率”(efficiency)语言表述出来的一组纲领之一,蕴含着宏观政治抱负与专门技能权力之间的结盟。这些纲领试图通过运用科学知识与理性技术,最富有成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机械资源与人力资源,从而增进国民财富并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劳动主体由此作为知识的对象与干预的靶点进入了视野,成为有待评估、衡量并与他人区分开来的个体,以便根据个体差异加以治理。
对于泰勒制纲领及试图落实它的技术而言,生产主体本质上是一个被动实体,需要借助一套复杂的工作场所技术从外部加以管理。这意味着要装配并创造出一系列实践工具与智识工具,以打造泰勒所谓的科学管理“机制”(mechanism):标准化工具、可调节脚手架;动作与时间研究的方法和器具、账册与记录、供计划员伏案工作的办公桌、旨在确立公式以取代工人个人判断的实验、将工作分解为标准化任务、书面指令与指导卡、奖金与津贴制度、对“工人”的科学甄选,等等(Thevenot 1984)。这份清单或许显得芜杂异质,但正如泰弗诺(Thevenot)所指出的,对泰勒而言,其中的所有要素都是单一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泰勒在这里为我们所谓的“治理技术”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它试图在人与物之间生产出一种稳定、标准且可复制的关系形式,声称能使生产以最富效率的方式可预测地进行。
然而,泰勒制并未为一切通过专门技能治理生产主体的技术干预提供通用蓝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一种对雇佣关系进行编程的新词汇与新技术诞生了,它尤其与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的著作及英国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的工作紧密相连(参较 Myers 1927)。这种建构生产主体的新方式拥有其智识上的可能性条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关于本能与适应的“新心理学”,二是心理卫生运动(mental hygiene movement)——该运动认为,无数社会麻烦的根源都在于精神生活中那些细小且未经治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人的高效运转(Rose 1985)。当这种智识技术被应用于工业时,展现出了三个鲜明特征。第一,它关注个体在工作中与自身建立的关系。工人开始被视为拥有个人生活的人,这种个人生活会延续到其生产劳动之中,并影响工作的完成方式。工人应当被理解为拥有心灵、怀有恐惧与焦虑的个体。不仅单调感、疲劳和注意力,就连动机(motivation)与士气(morale)也成了各类心灵专门技能关注的对象。这种建构劳动个体心理的方式,与一系列试图使生产需求同工人的动机、恐惧和愿望达成一致的尝试联系在一起。第二,这套新词汇使个体与其他工人——同事、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视野。企业的非正式生活(informal life)浮现为一片有待通过专家调查去认知、并借由专门技能去管理的新版图。第三,这套语言在“被视为生产机器的工人”与“被视为拥有家庭和居家生活之人的工人”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依存关系。自此以后,工人居家与个人生活中偏离规范的现象,便可能被视为会对其工作表现产生干扰效应。从这一刻起,工人的心理卫生便成了专家、经理、老板与政治家共同关切的关键问题(Miller and Rose 1988)。
这种对生产过程之个人维度的新关注,绝不仅仅是出于提高生产率的考量。毫无疑问,提高生产率的目标贯穿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全部历史;毫无疑问,心理卫生的新倡导者们也力图说服老板相信自己的专门技能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理解工人与生产机器之关系的新方式所带来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它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与可能干预的领域,其目标是确保将个体联结到企业、乃至将个体联结到社会的纽带,从此不再仅仅是纯粹经济的纽带。雇佣工资关系与老板的权力将得到一种“个人纽带”的补充——这种纽带把个体依附于他们在工作世界中所过的生活,依附于同事与老板,并依附于整个社会(Miller 1986b)。如此一来,人们便可以设想通过对工作环境的管理,同时确保工人的满足感与健康以及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效率。宏观政治纲领、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雇员的个人福祉,至少在原则上可以通过一种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效忠于真理与理性价值的心理学专门技能达成协同一致。
在这套针对生产主体的新纲领与新技术中,工人的主体性往往仍从个体能力的角度来看待,并在“偏离规范”的消极意义上受到评判。工人依然要由掌握理性知识与中立专门技能的英明且富有远见的管理层从外部加以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工人的观念发生了进一步转变,开始明确关注工作场所中的“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有缺陷的”个体固然仍需甄别出来,但一片更为重要的版图即将开辟——它试图在所有个体与其工作的关系中优化他们的心理健康。在应对战时人员管理难题的过程中,工业家、心理学家、经理与政治家之间缔结了新的同盟:看起来,在工作及其他场域对人际关系实行开明管理,既能在最大化生产率的同时最大化人们的满足感,又能契合尊重公民的民主价值观(例如 Brown 1954; Taylor 1950)。促进社会健康的责任不再仅仅落在医疗服务机构肩上,也落在了社会实践者——经理、政治家、教师及其他身处领导岗位之人——肩上。这些新关切是用对“群体中的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 in groups)进行专家管理的语汇表述出来的。在群体关系的新词汇中,企业的主体间生活(intersubjective life)得以被建构为治理应当作用于其上的关键机制:不仅在心理上将个体捆绑进生产过程,而且通过工作将工人作为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的民主公民接入社会秩序之中。
由政府报告、管理组织与工业心理学家共同推广的企业新技术,力图将企业的这种关系生活工具化,以服务于经济目的(Miller and Rose 1988)。看起来,雇员的主观能力与主体间动力机制是可以加以塑造和利用的,从而同时承认雇员在企业中的利益攸关地位以及企业在雇员身上的利益攸关地位。领导力(leadership)可以作为管理资源加以利用——不仅是高层雇员的领导能力,也包括工头(foremen)等关键中间人的领导能力。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对领导力进行重新概念化:领导力不再是一种需要通过严格甄选程序去物色的个人天生特质,而是个体在为特定目的而凝聚起来的特定群体中履行特定角色时的有效性。因此,领导力完全可以通过工作场所的关系技术——即对人与任务之关系进行有计划的重组——被生产和培育出来。
同样,工业心理学家指出,工伤事故不应被理解为个人特质造成的结果。“事故倾向性”(accident-proneness)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群体现象。事故由此变成了既是个人事件又是社会事件,其成因在于当事人都隶属于某种工作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及其他方式,群体词汇为理解并操作生产活动的个人维度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如今,生产率与效率要从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他们对工作场所及环境的掌控感、他们在小型工作团队内部的凝聚感,以及他们对“老板是否关心和理解其个人价值与个人困难”的信念等角度来加以理解。
这里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出现了一套谈论管理任务的新词汇,更是人们赋予了“通过有计划地管理工作场所人际关系来规制工人内在心理世界”全新的重要性,旨在把雇员的个人愿望从经济效率的障碍转化为经济效率的盟友。这一抱负力图克服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一边是将工作视为否定或压抑自我的枯燥强制领域,另一边则是将家庭与闲暇视为满足个人愿望与实现自我的领域。自此以后,管理层将设法征募工人的自我规制能力及其对个人目标的渴望,为自身目的服务。一种中立、理性且富有人道色彩的专门技能承担起了重任:将作为“有需求的心理个体”的工人之伦理,同老板对利润率的追求对齐一致。
要将工厂的主体间世界转化为思想中可计算的实体,光靠一套新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明对其进行测绘与评估的新装置。社会心理学家走入工作场所,使用非指导性访谈(non-directed interviews)等工具来摸清工人、工头与主管等人心中那些引发问题、不满与冲突的想法、态度和情绪(Rose 1989a)。测量与量表技术被开发并部署出来,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转化为表格与图表,为管理层提供可供计算的素材,借以诊断工厂症结、评估某项举措的后果。而且,访谈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规制机制:因为在倾诉与被倾听的过程中,工人的主观状态得到了转化,挫败感得以消解,焦虑得以减轻,满足感得以提升,团结感与投入度也得到了增强。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工业领域的社会心理学专家及其结盟的管理理论家,并未将自身的纲领性抱负局限于工厂围墙之内。群体新词汇及其伴随技术建立起了一系列中继,将针对企业内部生活的干预同关乎国家经济福祉的计算联结起来。关于正当政治领域及国家恰当干预模式的观念由此发生了改变。形形色色的纲领主张沿着社会心理学路线对工业与经济进行彻底重组(例如 Brown and Jacques 1965; Emery and Thorsrud 1969; Taylor 1950; Trist et al. 1963)。这些纲领的强硬版本在英国或许始终只是一场迷梦,但在丹麦、挪威、瑞典等地却并非如此。无论如何,思考和干预工作场所及工人的这些新方式,其核心意义与其说在于特定语境下的“贯彻执行”,不如说在于它们使全新的关系成为可能。专门技能自此得以将经济生产率、政治民主与个人满足感这三重价值联结进同一个理论—实践矩阵之中,从而稳固了自身的地位。
治理自主的自我
20 世纪上半叶成形的政治理性形态,将公民建构为一种社会存在(social being),其权利与义务是用社会责任与集体团结的语言来表述的。个体将以“有社会需求的公民”身份整合进社会之中,处于一种个人与社会彼此享有权利要求、承担相互义务的契约关系之内。围绕社会保障、儿童福利、身心卫生、普及教育乃至大众娱乐的形式与内容,形形色色的纲领都在这一理念内部运作,并发明了从社会保险到儿童指导诊所(child guidance clinic)等数不清的技术,力图使其落地生效。
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可视为这类思考与行动方式的鼎盛期,其标志是人们试图将这些多元纲领与技术熔铸成一个连贯统一、由中央统筹指导的体系。然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这些政治理性显然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取代。不仅在复兴的新自由主义词汇中,而且在政治场域中间派与左翼所阐发的政治纲领乃至更激进批评者的论述中,自由、自主与选择的语言都日益成为规范“政治权力正当手段与目的”之争论的准则。
公民身份不再围绕通过组织生活与社会生活纽带建立起来的团结、满足、福利与安全感来建构。公民身份应当是积极主动的、个人主义的,而非被动的、依赖性的。政治主体应当是这样一种个体:其公民身份通过在一系列备选项中自由行使个人选择而体现出来(参较 Meyer 1986a)。评估治理纲领的标准,变成了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这种选择权。而个人自由、自主选择与自我实现的语言,开始成为政治光谱各派别——无论是政治家、专业人士,还是压力集团与公民自由派——所提出之治理纲领的共同基石。
人们或许会把这样一种新政治语言看作昙花一现的泡沫、看作意识形态,或者看作仅仅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旧调重弹。然而,我们在本章勾勒的视角却提示了另一种理解路径:强调这种新语言不仅被用来阐明并赋予旨在纠正经济与社会生活问题区域的多元纲领以合法性,而且使这些纲领能够被转译为一系列以契合主流伦理体系和政治心态的方式去管理个人、群体与部门的技术(Rose 1989b)。我们可以通过聚焦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右派(new right)学说中占据核心地位长达二十余年的“进取/企业”(enterprise)与“选择”(choice)这两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认为,“进取/企业”(enterprise)语言之所以变得如此举足轻重,是因为它在政治思想最一般性的先验前提(a priori)与旨在管理国民经济、公司内部世界乃至从学校到医院等一大批其他组织的具体纲领之间建立起了可转译性——将这些组织统统重新框定为作为“企业”去推进自身事业的独立实体(参较 Gordon 1987)。如今,“选择”概念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支撑着几乎所有公共服务的改革,并在市场中的消费行为与医疗、教育等长期被视为处于市场之外的领域中的消费行为之间建立起全新的关系。
在这些理性内部,国家的经济健康与个体的“私人”选择之间得以形成全新的联结。公民在其作为消费者的活动中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经济角色。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自我的企业家”(entrepreneurs of themselves),试图通过商品世界巧妙拼装出一种“生活方式”(lifestyle),以此最大化自身的“生活品质”。市场调研、促销与传播的专门技能提供了中继,使内阁大臣的抱负、商界的野心与消费者的梦想实现了相互可转译(mutual translatability)。产品设计、市场营销与形象建构在将商品转化为欲望、又将欲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每一件商品注入“个人”意义——仿佛一道光晕投射回购买者身上,照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通过这个由行动者、计算、技艺、形象与商品组成的松散装配,消费者选择得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盟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消费者在追求个人充实生活形态时所作出的选择,来治理经济生活。
同样,个人自主与自我实现的理性,也可以同规制企业内部世界的纲领与技术的转型联结起来(例如 Peters and Waterman 1982; 参见 Rose 1989a)。“进取/企业”词汇提供了灵活多用的思想工具:工人不再被建构为寻求满足安全、团结与福利需求的社会动物,而是被建构为积极设法塑造和管理自身生活、以最大化成功与成就回报的个体。组织要想充分激发雇员的潜能,靠的不再是管理群体关系以最大化满足感,也不是靠理性化管理以确保效率,而是靠释放个体追求自主性与创造力的心理冲动,并将其引导汇入企业追求卓越(excellence)与成功的征途之中。企业的心理学顾问们以“能否成功利用组织成员的动机与抱负”为尺度来测绘企业的文化世界,并发明了一整套新技术,通过减少依赖性、鼓励内部竞争和激发个人创业精神来落实这些纲领。
在这类纲领中,生产个体“自主的”主体性成了核心经济资源:自主性应当成为经济成功的盟友,而不是有待控制和规训的障碍。个体的自我规制能力要通过我们前文描述过的那类松散而间接的机制与经济目标对齐:依靠语言在理性、纲领、技术与自我规制技艺之间进行转译的能力,以及专门技能独特的劝服作用。这些纲领还试图作用于经理人员自身的自我:正如数不清的培训课程与研讨班所宣扬的那样,成为一名更好的经理,就是成为一个更好的自我。自我实现的价值观,以及自我展示、自我导向与自我管理的技能,既对个人充满诱惑力,又在经济上令人向往。专门技能在这里扮演着中继角色,向经理们传授自我实现的艺术,使他们既作为雇员又作为个体获得充实满足。经济成功、职业晋升与个人发展,在这门关于自主主体性的新型专门技能中交汇合一。
毫无疑问,沿着这一思路撰写的海量管理读物所描绘的图景,与管理实践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也毫无疑问,新一代企业规划设计师所许下的承诺很快就会被判定为失败: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灵活性与更优的竞争力,仍将是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在这里观察到的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与前面的例子一样,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在概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政治界对治理国家生产生活的关切、资本所有者最大化公司经济优势的关切,以及治理主体的种种技术之间,建立起了联结与对称(connections and symmetries)。关于企业的各种专门技能在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关切串联成一张运转网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语言与技艺,既在政治权威与组织生活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又提供了在国民经济健康、更高组织效能与进步人本主义价值之间缔结同盟所需的可转译性。
结语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可以富有成效地发展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借以分析当代社会权威试图塑造和规制经济、社会与个人活动的复杂而异质的途径。我们倡导一种格外关注语言作用——尤其是社会科学语言作用——的政治理性分析。词汇与理论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们生产出的语义,不如说是因为它们作为智识技术,提供了使存在变得可思且可实践、并易于接受各种铭写、记号与计算技艺独特影响的途径。
我们尤其力图提请人们关注治理的纲领性特征,并指出对这一纲领性治理场域的分析不应局限于评判其成败。我们凸显了专家知识以及作为获得资质认证、掌握专门技巧且标榜中立与实效之人士的专家,在这类纲领中动员他人及被动员的种种方式。我们论证了,对现代“治理术”的分析必须摆脱对“国家”的单一执念,摆脱对权威借以规制多元社会机构与力量之机制的狭隘理解。进一步地,我们提出,分析“治理术”必须同时考察那些试图或声称落实规划设计师抱负的“技术”。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发达自由民主社会中,这些技术越来越试图作用于并工具化利用个体的自我规制倾向,以使其与社会政治目标结成同盟。
一系列“新技术”已被设计出来,为作为经济与社会行动者的公民提供了数不清的技艺,使他们能够自行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工具化,从而避开自己如今认为不受欢迎的事物,达成自己如今相信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强调个体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力图限制“国家”对个人生活与决策之介入的政治理性的崛起,可视为由这些技术所确立的政治统治新可能性在政治理性层面的一种集中阐明。政治权威不再试图通过在从最私密到最公共的一切生存领域中对个体发号施令来实施治理。作为工人、经理与家庭成员的个体自身,完全可以被动员起来与政治目标结成同盟,共同兑现经济增长、企业成功与最佳个人幸福。治理纲领可以利用并倚重一张由管理、营销、广告乃至大众传媒指导性讲座构成的技术之网,教育公民掌握自我治理的技艺。现代政治权力并不采取支配主体性的形态(Miller 1987)。相反,政治权力已经依赖于一张用以锻造并维持自我治理的技术之网。
第五章 动员消费者:装配消费主体
原书信息:Peter Miller & Nikolas Rose (2008),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Polity Press, Chapter 5: “Mobilizing the Consumer: Assembling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 (pp. 114–141).
引言
许多针对我们当下“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的诊断,都围绕着关于消费的争论展开:消费是否已经取代生产,成为理解我们当下的关键?以往社会思想对生产的侧重,是否忽略了商品交换经济其实依赖于消费快感的同时建构?消费亚文化是否已经取代阶级、地域、宗教、代际与性别,成为利益与身份认同的源泉?与这些争论相伴而行的,还有一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有学者提出,消费视角揭示了我们经验中曾被大多数古典社会理论低估的诸多特征——个体借用主流经济、社会与文化力量所提供的素材来塑造自身日常生活的积极技艺;以及主体性、快感与欲望在我们当下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要知道,这段历史此前总是被涂抹上国家、支配、意识形态与霸权这类单调而阴郁的色调(参见如 Bocock 1993; Featherstone 1991; Shields 1992a)。
然而,许多此类诊断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深层的矛盾心态,至少当它们触及“消费主体”(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即被消费律令所设想并施加作用的个体——时是如此。一方面,有人主张人类在参与消费行为及围绕消费展开的种种关系时,能够以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方式获得快感、施展力量、寻获意义、建构多元主体性并践行社会交往(例如 Shields 1992b)。另一方面,情况似乎又是——只要所有这一切都被建构为个人成就,被组织在一个以追逐利润为动力的场域之中,按照财富、文化与性别加以结构化,并受制于生产者及其代理人将自身意义与价值强加于他人的权力关系——那么由此产生的快感、力量与意义在关键层面上便是虚假的。集体性的社会交往是以对催生消费的剥削、幻觉与排斥体制视而不见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而如此建构出来的主体性也是孱弱或受损的。后一种主题重新激活了早先“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批判者看待新型消费品、广告等事物时所抱持的那种忧郁的“贵族式”轻蔑;正如费瑟斯通(Featherstone)所言,那些批判者认为新消费品与广告催生了“一群原子化的、受操纵的大众,他们参与到一种瞄准最低共同标准的、粗制滥造的代用(ersatz)大众生产商品文化之中”(Featherstone 1991: 14)。在这些方面,消费主体性体制理应成为批判的靶子,其内在矛盾有待揭露,其表层快感背后隐藏的个人、政治与文化代价有待曝光(例如 Langman 1992; Qualter 1991)。
在本章中,我们无意在这两条思路之间作出仲裁——毫无疑问,我们刚才对它们的勾勒带有漫画式的简化色彩。事实上,晚近许多关于消费实践的研究已经深化并丰富了我们对弗兰克·莫特(Frank Mort)所谓“商业领域”(the commercial domain)之建构的理解(Mort 1996)。我们的目标是为这类争论补充经验基础,具体方式是考察消费主体的不同形象是如何在新型“消费经济”(economy of consumption)的一个构成要素——即产品的塑造与广告宣传——内部(internal)运作的。我们提出,塑造消费主体(making up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超越文化理解的一般变迁或利润的强制律令,去考察由心理科学所阐发的人类个性、人格与心理观念是如何在消费技术的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因为广告业中的心理学专门技能(psychological expertis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场域,借以探究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并非在于支配或操纵消费者,而在于通过将人类的激情、希望与焦虑同嵌入特定消费实践中的商品极其具体的特征联结起来,从而“动员”(mobilizing)消费者。
当然,关于广告业的兴起及其行业兴衰、它与市场调研及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以及广告所部署的种种技术,学界已有数不清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往往出自业内人士之手——笔调温和,本质上属于进步主义叙事(例如 Elliot 1962; Henry 1986; Nevett 1982; Pearson and Turner 1965);而由社会学家与文化分析家撰写的研究,字里行间则流露出对这一行业的深深不安(尤其是 Ewen 1976; 另见 Qualter 1991; Schudson 1984)。这种不安还延伸到了在该行业历史的不同时刻商业、广告商与心理学家之间所形成的共生关系上——尤恩(Ewen)将广告视为由被描绘成“意识统帅”(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的商人们所驾驭的“社会秩序工具”,便集中体现了这种看法(Ewen 1976)。即便这些学者对广告的实际效力心存疑虑,或者怀疑广告除了使用相对简单的态度概念及态度改变方法之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运用了心理学技术,他们所描绘的总体图景依然是:这是一个把消费者大体当作非理性者或傻瓜来对待的行业,用与政治宣传相差无几的手段去操纵消费者,并对公共文化与民主造成了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有害的后果(Qualter 1991)。
我们自己的视角则有所不同。我们摒弃那种将心理学、广告业与资本主义的“邪恶同盟”同以私人利润、社会麻醉和商品拜物教为名的欲望操纵直接划等号的分析模式。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些新技术的所谓“生产性”(productive)特征,即心理学知识以复杂方式同广告与营销技术联结起来,从而使人类能够通过商品这一媒介与自身及他人建立新型关系的种种途径。此外,既有研究大多以美国和“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为主要经验焦点,且往往集中考察心理学应用于广告业的早期阶段;而我们的焦点则放在英国,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具体而言,我们针对一个特定场域展开详尽的案例研究:在这个场域中,不断变化的人之心理学观念,同渴望推销自身产品的生产者及其广告代理商不断变化的关切交汇在一起。这一场域便是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简称 TIHR)——它是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的姊妹机构,成立于二战刚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针对工作场所民主、全科医生的精神分析教育、群体关系培训以及婚姻治疗等五花八门的议题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Miller and Rose 1988, 1994[收录为本书第六章], 1995a[收录为本书第七章])。尽管二手文献已经讨论过其中的许多举措,但对于 TIHR 为广告商所开展的工作却鲜有关注,这或许是因为其中绝大部分工作至今仍未公开发表,仅以档案形式留存。然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许多大型企业便直接找上门来,就其产品的开发与营销向 TIHR 寻求咨询。TIHR 与负责策划众多广告战役的广告代理商展开了广泛合作——客户涵盖了吉百利(Cadburys)、壳牌 - 墨西哥与英国石油(Shell-Mex and BP)、健力士(Guinness)以及鸟眼食品(Birds Eye Foods)等知名企业。在本章中,我们依托 TIHR 的档案材料,追溯对消费者的不同“问题化”方式是如何与调查技术的变迁相联结的,又是如何与关于“产品、广告和个体在选购商品及消费行为本身中的相互关系模式”的观念变迁相联结的。我们认为,在装配消费主体的历史进程中,一种独特的“动员消费者”模式正可追溯至这一特定时刻。
我们所聚焦的 1950 年至 1970 年这二十年,与今天一样,广告与消费者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是知识界关注与批判的焦点。这二十年间的事件之所以耐人寻味,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在这二十年里,大量面向家庭内部大众消费的新商品涌现出来,包括电视在内的新型广告媒介得到普及,而基于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知识来表征并作用于消费者的新方式也被设计出来。我们将指出,在这些事件的进程中,一种治理消费行为的新方式被发明了出来:它试图借助一种新型“心理”(psy)专门技能,将个体同消费行为及消费客体联结起来。急于推销商品的广告代理商与单个企业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这一人际关系领域——人们认为,在个体于不同产品间作出的无数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可能对特定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经济生存能力产生根本影响的选择背后,正潜藏着这片尚未开发的领域。
这一时期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还在于消费技术的建构与对消费技术的批判之间存在着互动——这种互动或许能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提供启示。1957 年,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痛斥了那些“隐秘劝说者”(hidden persuaders),即那些“往往以惊人的成效,利用从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中搜集来的洞见,试图引导我们不假思索的习惯、我们的购买决策以及我们的思维过程”的人(我们的引文依据第二版:Packard 1960: 11)。“隐秘”一词指的是这类努力通常发生在“我们的意识水平之下”。既有的营销技术被认为误入了歧途,因为实际购买行为与人们告诉访谈员的话之间几乎毫不相干: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便知道自己的喜好与厌恶,人们也不会说实话;而且不能假定个体在挑选某种商品而非另一种商品时会以理性的方式行事。对于那些试图在日益标准化的市场上——在那里,商品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销售越来越多商品的企业而言,购买行为中的这些“非理性”面向构成了棘手的难题。正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研究主管所承认的那样,答案在于求助心理学与精神分析装置,以此设法理解并干预消费者的选择。因为看起来,这些专家比消费者本人更了解他们自己。职业劝说者们抓住了“大众精神分析”(mass psychoanalysis)来指导劝说战役,而这已成为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之产业的根基。通过深入消费者的心灵深处,人们便能探究消费行为,试图弄明白:
为什么我们害怕银行;为什么我们喜爱那些宽大肥硕的汽车;为什么我们真正会去买房;为什么男人抽雪茄;为什么我们画出的汽车款式会暴露我们将购买哪个品牌的汽油;为什么家庭主妇一走进超市就往往陷入一种催眠般的恍惚状态;为什么男人被敞篷车吸引进汽车展厅,最终却买走了四门轿车;为什么小孩子偏爱吃起来噼啪作响的麦片。(Packard 1960: 12)
这些“职业劝说者”把个体看作一团团白日梦的集合体,充斥着“朦胧隐秘的渴望、负罪情结、非理性的情感阻滞……受冲动与强迫行为驱使的形象迷恋者”(Packard 1960: 14)。一旦识别并理解了这些动机特征,人们就能进入无意识或潜意识心灵,从而把握那些连消费者本人都浑然不觉、却决定了其选择的因素。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让广告商与生产者能够为了自身利益操纵消费者的选择与决定。
当然,当时也不乏对“劝说技术”之运用与效力的更为审慎的评估,尤其是考虑到二战期间围绕政治宣传、心理战、士气运动与“洗脑”所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伴随着大量心理学创新,也引发了人们对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中公共舆论及同意(consent)性质之差异的关切(例如 Brown 1963)。尽管如此,帕卡德的通俗批判还是在更具声望的知识分子层面上得到了回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改写了阿多诺(Adorno)与霍克海默(Horkheimer)早先的论点。马尔库塞在 1964 年撰文宣告了“单向度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的降临,其特征是一种“舒适、平顺、合理、民主的不自由”(我们的引文依据 1968 年版:Marcuse 1968: 19)。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社会的典型特征是“虚假需求”(false needs),即“按照广告来立身行事和进行消费”的需求,这种需求是灌输与操纵的产物(Marcuse 1968: 22)。在单向度社会中,个体“在他们的商品中认出自己;他们在汽车、高保真音响、错层式住宅和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Marcuse 1968: 24)。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理性使得“娱乐与信息产业不可抗拒的产出……或多或少令人愉悦地将消费者捆绑在生产者身上……”(Marcuse 1968: 26)。既然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按马尔库塞所言已延伸至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的一切领域,那就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感到乐观了。对马尔库塞而言,单向度社会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在其中人们几乎无法区分作为信息与娱乐工具的大众传媒和作为操纵与灌输代理人的大众传媒。由此产生的拟态/认同(mimesis)——即个体对现行大众生产与分配体系的直接认同——意味着发生激进变革的机会渺茫。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开创一种以“理性”与“自由”为特征的全新存在模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帕卡德、马尔库塞等文化批判者抱持着一种特定的消费者观念(另见 Mills 1956; Whyte 1956)。即便他们自己也运用心理学推理来探讨大众社会的效应,他们依然把消费者设想为一种被动存在物——任由庞大的广告与文化机器摆布,后者发明欲望、制造虚假需求,并操纵个体去认同那些原本异己的物品。然而吊诡的是,负责构建新型广告技术的从业者们所运用的,却并非这种消费者形象。许多心理学家与广告商很清楚外界针对政治宣传、操纵和洗脑的批评,并有意识地设法与这类做法划清界限,强调自身商业劝说技术的独特性以及自由市场和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批判在这里构成了知识与实践发展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广告商与心理学家对“消费主体”持有一种不同且更为复杂的看法。
因此,在战后几十年里,“塑造消费者”绝非易事。“消费者”浮现为一个高度成问题的实体(highly problematic entity)——他们绝不是任凭广告商操纵的被动工具,而是需要被详尽认知的对象:他们的激情与欲望有待测绘;对他们而言,消费是一项嵌入整套生活方式之中的活动,必须加以剖析并对其施加作用。这里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发明并强加“虚假需求”,不如说是一个精妙的过程:识别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将这些需求与特定产品联结起来,进而再把它们与使用这些产品的日常习惯捆绑在一起。塑造消费者的同时,也意味着塑造商品,并装配起赋予该商品意义与价值的日常生活小仪式。这不是粗暴地企图将欲望强加给一团可随意揉捏、毫无差别的芸芸众生,而是一场规模空前、细致入微的地图测绘(cartography)——一半源于想象,一半源于新型实验形式——旨在绘制日常消费生活及其细微的欢愉与焦虑。
已有不少广告研究试图审视广告所依赖的人之形象,要么运用符号学与精神分析技术对广告进行“解码”(Williamson 1978; 参较 Leiss et al. 1986: 第 9 章),要么将广告同潜在消费者对待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的转变态度联系起来——广告试图介入并利用这些态度来推销商品(Mort 1988)。但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考察广告商与营销人员所持的人之观念。事实上,在 1950 年至 1970 年间,仅在一个局部场域中,我们便能识别出理解消费者的至少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精神分析式的、社会心理学式的,以及——姑且借用一个现成词汇——“理性”式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依次探讨这三种不同的消费者观念,看它们是如何在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成员围绕冰淇淋、巧克力、柔软卫生纸、啤酒与世涛黑啤、汽油与机油、芥末酱、饼干、速冻鱼形食品、婴儿食品、富含维生素饮品、订婚钻戒、咸味热饮、度假旅游以及剃须用具等五花八门产品的销售研究中被阐发出来的。
这类细节或许显得琐碎或无关紧要:难道我们观察到的不就只是塑造消费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与全球社会逻辑发生深远变革后在局部留下的结果吗?我们认为,在更局部的层面上研究这些转型,至少能在可理解性上有所斩获。更大胆地说,我们主张,那些用全球消费逻辑来表述的变迁,或许不如被理解为所有那些致力于动员消费者的实践之间所形成的联结与中继(linkages and relays)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大肆宣扬的“全球竞争力”,其核心恰恰在于被理解为“能够鉴赏几乎完全相同的产品之间的细微差异并据此采取行动”的消费者。人们认为,当代竞争力正体现在“品牌”形象、产品设计、消费者忠诚度与产品生命周期之中。倘若没有可能根据关于消费行为的心理学观念去动员消费者,倘若“生活方式”没有被理解为将一套特定的主观品味与忠诚同某一特定产品联结起来的东西,那么围绕“如何将个人欲望最有效地接入生产机器”而展开的争夺,将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
消费的愉悦
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常问题——如何在冬天提高冰淇淋销量——可以作为阐发精神分析式消费者观念的起点。乍看之下,这似乎正是帕卡德与马尔库塞之流所猛烈抨击的那类勾当:消费品产业与社会科学家狼狈为奸,企图闯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家庭领域与个人心灵深处。即便在私密的家中,消费者也不得免于“按特定模式消费”的训诫,不得不为了迎合生产着日益标准化产品的企业之营收需求而改变由来已久的传统,甚至为了实现此类目标——在这个例子里,是为了抚平冰淇淋销量的季节性波动——而改变个体自身的本性。
伊莎贝尔·门齐斯(Isabel Menzies)与埃里克·特里斯特(Eric Trist)试图将“塔维”(人们常把研究所与诊所合称为 Tavi)此前已经开发出来的精神分析调查工具——最显著的是运用他们新近发现的“群体”动力学(Miller and Rose 1994[收录为本书第六章];参见如 Menzies 1960: 95–121)——改造应用于消费者研究。就冰淇淋而言,他们最初的假定是:“普通私人家庭……是短期内最有可能大幅提升冬季销量的市场”(TIHR 1950: 1),而实现这一点的途径是“为冰淇淋在家庭膳食体系中赢得一个受认可且固定的位置”(TIHR 1950: 1)。
然而,一旦开展实际调查,这一初始假定很快便受到了挑战。调查采用了小组讨论作为探究技术,该方法大体源自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在塔维开创的群体工作法,不仅用于治疗目的,还被广泛应用于工厂恶劣劳资关系调查、群体关系培训课程以及全科医生与婚姻治疗师教育等不同场景。研究人员以相当临时随意的(ad hoc)方式召集起一群潜在的冰淇淋消费者,请他们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冰淇淋,而非某一特定品牌或产品;一名调查员坐在小组中负责引导提示,另一名则负责记录。令调查员颇感意外的是,难点根本不在于如何让小组成员开口谈论产品,而在于如何让他们停下来——尤其是后来将同一技术用于调查驾驶汽车等议题时更是如此。在调查员看来,现场发生的其实是一种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它固然从实际问题起步,但随后便腾跃进入了消费行为背后潜在的无意识与前意识动力机制之中。
就家庭内部的冰淇淋消费而言,首先存在着技术层面的障碍:当时只有 3% 的家庭拥有冰箱,拥有家用冷冻柜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意味着鼓励在家中吃冰淇淋的广告带有一种撩拨戏弄的意味,因为人们实际上根本没法在家里备存冰淇淋。“他们为什么要引诱和捉弄我们?”研究中受访的一位消费者如此抱怨道(Menzies and Trist,修订版刊于 Menzies Lyth 1989: 77)。此外,在“家庭膳食体系”中消费冰淇淋还面临着其他问题(TIHR 1950: 2)。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在家中正餐时端上冰淇淋,“有时会被体验为对主妇作为食物提供者角色的某种冒犯:她无需动手准备任何东西,没有在其中倾注丝毫自我”(Menzies Lyth 1989: 76)。冰淇淋成了主妇亲手熬制的蛋奶沙司(custard)的竞争对手。“主妇想要给家人端上他们爱吃的东西以取悦家人的需求……由此与她维持自身哺育角色(feeding role)的愿望发生了冲突”(Menzies Lyth 1989: 76)。
如果制造商想要避免消费者据信会产生的愤怒与敌意,避免这种情绪导致他们彻底排斥在家中吃冰淇淋的念头,就必须找到理解这些张力与冲突的途径。精神分析的“愉悦食物”(pleasure foods)概念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作为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场论(field theory)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体,“愉悦食物”概念“将环境影响(即‘场’)与消费者借以回应场域力量的内在情境结合在了一起”(Menzies Lyth 1989: 72)。通过食用愉悦食物获得口欲满足(oral gratification),被视为缓解当下焦虑与抑郁的一种途径,因为这类情绪被认为是与丧失乳房相连的婴儿期焦虑和抑郁的衍生物。人们通过消费替代性客体——即所谓的“愉悦食物”——来寻求对丧失乳房的补偿。
门齐斯指出,冰淇淋是“最典型的(par excellence)愉悦食物”(Menzies Lyth 1989: 73)。冰淇淋的重要意义源于“它在象征层面上与乳房及母婴关系的贴近”(Menzies Lyth 1989: 69)。“冰奶油”(ice cream)这个词本身就建立起了“与乳房的联结,而且比普通乳房更好,是一个分泌乳脂(cream)的乳房”;这一主题“在盛入碟中时那一团团圆润的小球上,以及在商店、售货亭或手推车售卖时所用的蛋筒或甜筒上”得到了延续。这种形态鼓励人们去舔舐或吮吸冰淇淋,而“更‘老练’的孩子或孩子气的成年人则会咬掉蛋筒尖窄的底部,把它当作乳头,从那里把冰淇淋吮吸进嘴里”(Menzies Lyth 1989: 69–70)。冰淇淋拥有“充当乳房替代物、一举抹平焦虑与抑郁的强大力量”(Menzies Lyth 1989: 73)。当吃冰淇淋的身体感受达到“最佳体验”时,那种满足感是如此彻底,足以把其他一切烦恼统统抹去。就像依偎在乳房旁的婴儿一样,世上不再有任何坏东西留存,“现实只剩下美好的物质及其所赋予的愉悦”(Menzies Lyth 1989: 73)。
但吃冰淇淋的这种体验中也潜藏着陷阱。冰淇淋可能太凉,此时愉悦就会变成神经痛,好客体就会变成坏客体。此外,如果冰淇淋无法即刻到手以满足那种冲动而婴儿式的欲望,就很可能触发“针对冰淇淋制造商的猛烈的婴儿式敌意”(Menzies Lyth 1989: 75)。因此,所供应冰淇淋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与品质状态至关重要。冰淇淋制造商打交道的其实是一种远比他们原先所意识到的复杂得多的心理动力机制。实际上,他们是在试图介入母婴关系。因为当幼儿处于完全依赖的处境中时,食物就是爱与安全感。在幼儿心中,“爱就是充满爱意的举动与美好的事物,尤其是好乳房(the good breast)”(Menzies Lyth 1989: 70)。剥夺乳房会导致“无所不能的攻击性幻想(phantasies),随之而来的是内疚、抑郁与焦虑。而乳房及其所提供的美好食物则拥有彻底且即刻平息这些情绪的力量”(Menzies Lyth 1989: 71)。吃冰淇淋就这样与人际关系深植于心的特征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了一起。
即便在家庭之外,冰淇淋的心理学意义也同样不容忽视。当时在电影院、医院以及午间餐厅和工厂食堂里,冰淇淋的消费量已经相当可观。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吃冰淇淋那种“独自贪食的放纵”(solitary gluttony)得以隐藏起来,但如果无法立刻买到,“追求完美的需求,以及因被撩拨和吊胃口而产生的愤怒”则是随时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Menzies Lyth 1989: 82)。由于存在激起针对制造商的敌意和愤怒等婴儿式反应的风险,门齐斯向制造商强烈建议:在电影院这类场所,冰淇淋供应绝对不能断货。在医院这类医护人员与病患压力和焦虑都高度集中的机构里,冰淇淋则格外有价值,能够充当一种“母性”食物,成为“医院充满关怀的标志”。而在午间餐厅与工厂食堂中,愉悦食物则对不得不离家在外就餐起到了心理补偿作用。这表明“此类场所的冰淇淋消费量可能会很高,且很容易加以刺激提升”(Menzies Lyth 1989: 85)。
其他“愉悦食物”制造商所面临的难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纳入这套阐释网格之中。一款特定的巧克力产品——瑞士三角巧克力(Toblerone)——为进一步阐发这种独特的精神分析消费者观念提供了契机。外形设计独树一帜的三角巧克力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曾一度绝迹,随后又供应短缺,等到全面重返市场时却反响平平。制造商主动求助塔维斯托克,使研究人员得以探讨愉悦食物概念,并展示该概念对这款特定产品的适用性。
在 TIHR 的分析者看来,尽管三角巧克力外观独特,但它仍属于一个广泛得多的现象的一部分——即巧克力消费及其对个体所意味的一切。人们对吃巧克力及其他愉悦食物所怀有的强烈情感,“源于个体关于早先喂食体验的有意识与无意识记忆,归根结底源于早期以喂食为中心的母婴关系”(TIHR 1959a: 5)。对巧克力制造商而言,消费的心理学意义是一把双刃剑。正如一位受访女性所言,吃巧克力可以提供“陪伴”;另一位女性则描述了吃愉悦食物如何帮助她应付一位令人心烦的年长亲戚(TIHR 1959a: 7)。然而,吃这类食物也会引发焦虑、内疚及其他问题。此外,愉悦食物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着“升华了的社交活动乃至更直接的性活动”(TIHR 1959a: 11)。其他问题还包括贪婪及试图克制贪婪的挣扎。人们“害怕被巧克力过度诱惑和刺激……害怕被甜食——尤其是巧克力和其他浓郁甜食——所附体或强迫驱使的恐惧非常普遍”(TIHR 1959a: 9)。长青春痘、坏牙和发胖也被列为过度沉溺于巧克力等愉悦食物的后果证据。
倘若不理解吃巧克力在个体的社会、心理与性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制造商就无法明白为何 20 世纪 50 年代的销量迟迟未能大幅起飞。既然食物“表达着社交与性的愿望,传递着社交与性的满足,并处理着社交与性的焦虑”,巧克力制造商若想提高产品销量,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TIHR 1959a: 12)。因此,市场营销所涵盖的范围必须远远超出产品的表层特征。它最终取决于制造商和广告商能否在产品所提供的属性与购买者(即未来的消费者)那无意识却又高度活跃的需求、欲望和焦虑之间缔结同盟。
消费的心理学意义
个体在不同产品之间作出的选择,给急于使自身产品实现差异化的制造商与广告代理商出了道难题。随着“消费社会”在战后岁月里逐渐成形,企业开始提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为什么竞争对手的产品畅销,而自家的产品却卖不动?市场对支撑着日益专业化的广告与营销“诀窍”(know-how)的知识体系产生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这固然只是企业关心维持或提高利润率与市场份额的表现;但它同时也为转变人们对“究竟是什么驱使个体购买甲产品而非乙产品”的看法提供了条件。“消费者”开始被视为按年龄、性别、阶级与心理类型而分化的群体。对于当时正因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到期而陷入财务困境的 TIHR 而言,企业的这些关切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接合点,使其心理学专门技能得以对接新兴消费市场的需求。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阐发出了不再那么直接浸染精神分析意象的消费者观念。
塔维斯托克成员最早获得机会展示消费者愿望与需求之复杂性的案例之一,是受托调查“Pin-Up”牌家用烫发剂(home perm)的开发与营销。由此撰写的报告试图确立消费者社会心理学所能提供的独特贡献(TIHR 1951)。因为该报告并没有局限于针对某款具体产品去追问人们为什么使用它、为什么偏爱其他产品胜过它,而是将关注对象放得宽广得多。该报告“旨在研究女性对待自身头发的态度与行为”,目标是“理解与头发相关的更深层情感”(TIHR 1951: 1)。其关注点在于“建立一套关于头发及做头发的社会与心理学面向的信息体系”,并预期这将间接为客户公司带来有价值的成果(TIHR 1951: 1)。
关于女性头发的社会心理学,能为制造商在产品开发与广告主题决策方面提供知识基础。报告注意到,女性承受着保持良好外表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一部分来自文化期待,一部分来自“她们自身内部的力量”(TIHR 1951: 3)。通过塑造并保持良好外表,“女性向自己也向他人表明,她在接受成年女性角色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TIHR 1951: 3)。这意味着她已经“在我们社会认定的正常限度内妥善处理了自己的性问题,并建立起了某种自信,相信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性对象以及合格的——现实中的或未来的——好母亲”(TIHR 1951: 3)。研究者认为,这种适应良好的女性形象并不局限于特定社会群体,而是被普遍抱持的。即便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女性而言,烫发及其他护发方式能否负担得起确实是一个考量因素,但关键在于存在着一种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女性的女性角色模范。这一刻板印象的核心是“波浪卷发”(waviness),它本身与柔软、自然、顺滑和光泽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波浪卷发暗含着“感官愉悦生活的气息”,但又以社会可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一种“文明的而非原始的自然感”(TIHR 1951: 4)。因此,家用烫发剂并非发明了一种新需求,而是“顺应了女性的基本需求之一”,并“拓展了表达基本愿望的机会”(TIHR 1951: 4)。家用烫发剂的发明“为女性群体实现波浪卷发的目标提供了一种新工具”(TIHR 1951: 8)。
研究人员通常采用长时段非指导性访谈(long non-directive interviews)的方式,研究了各类给别人做家用烫发和接受家用烫发的女性。他们研究了“守门人”(gatekeepers),即那些虽未受过任何专业培训却拥有高超美发技巧的人;研究了“独行者”(solos),即无需他人协助就能自己动手烫发的熟练者;研究了“双人关系”(two-person relationships),即建立在相互依赖或单向帮忙基础上的美发关系;他们还研究了去理发店烫发的人和从不烫发的人,以了解人们选择理发店烫发的原因,以及部分女性抗拒任何形式烫发的原因。这些访谈关注的不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购买特定产品,而是头发对女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人员从与头发潜在受损或脱落相关的焦虑和恐惧角度解读受访者的回答,指出“在女性人格内部存在着”某些对身体损伤与丧失的深层焦虑,这些焦虑与“人格内部无意识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倾向相连,而美发活动似乎也与这类倾向有关”(TIHR 1951: 12)。报告认为,所谓“破坏性倾向”及其伴随焦虑的存在,构成了“美发过程中那种煎熬折磨感(ordeal aspects)的心理学基础”(TIHR 1951: 12)。报告评论道,做头发“似乎满足了女性身上的强迫倾向(obsessional tendencies)”,而此类强迫行为“既被公认为存在焦虑的标志,同时也是用以控制焦虑的一种机制”(TIHR 1951: 13)。
这种将女性描绘为受强迫倾向困扰的形象,能够为向生产商提出切实建议提供依据。研究人员指出,女性迫切需要迅速看到良好的效果。既然任何形式的烫发都被体验为一场严峻的煎熬,而且女性往往尽可能推迟再次烫发的时间,那么家用烫发剂产品就需要进行技术改良。缩短整个烫发操作所需的时间将是一大益处,尤其是如果这能让家用烫发操作“在一天中公认的某个时段——下午或晚上——从容不迫地完成”(TIHR 1951: 18)。改善烫发药水的气味将有助于缓解与烫发相关的焦虑——无论是对动手烫发的人和接受烫发的人,还是对“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而言(TIHR 1951: 19)。此外,随附于家用烫发剂的任何书面说明材料都应当显得“客观且具权威性”,仿佛出自该领域的“技术专家”之手,其建议应被视为销售该产品的企业所提供服务的内在组成部分。借助此类技术改良,制造商或许就能抵消家用烫发的焦虑感与“煎熬面向”——要知道,“独自默默忍受整个过程,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家人面前并给家人带来困扰这一事实”,更是加剧了这种煎熬感(TIHR 1951: 13)。
对家用烫发剂进行技术改良只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解决方案,它建立在消费的心理学意义之上,致力于培育一种“家用烫发文化”(home perm culture)。起初,家用烫发剂被视为理发店烫发的廉价替代品,使用者多是负担不起理发店烫发的人,而且因为保持时间不如理发店持久,常被认为品质较低。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家用烫发剂其实也拥有积极属性。因为家用烫发剂“能立刻烫出柔软自然的波浪卷,与理发店烫发初期那种生硬、不自然的卷度形成鲜明对比”(TIHR 1951: 17)。甚至连那些看似毫无争议的负面属性——比如家用烫发保持时间不长——也能转化为优势。所需要的正是“培养一种使用家用烫发剂的新模式”,即养成更频繁、更定期使用家用烫发剂的习惯(TIHR 1951: 17)。因此,在心理学与市场营销双重意义上都令人感兴趣的目标,便是“促成这种新型家用烫发文化的确立”(TIHR 1951: 17)。
这种表征消费之心理学意义的方式是可以普遍推广的。它可以应用于洗发水等其他美发产品(TIHR 1960a)。针对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开展的小组讨论,试图“识别与洗发水相关的一般因素”(TIHR 1960a: 1)。尤其是,既然头发“象征着良好而富有吸引力的外表”,它就“极易被倾注进各种焦虑与恐惧”(TIHR 1960a: 2)。研究人员建议洗发水生产与营销从业者认识到,问题不仅仅在于消费者所感知到的洗发水品质——气味、颜色、黏稠度、使用愉悦感、经济实惠度。因为“消费者对任何特定洗发水所持有的形象”,“不仅取决于她在使用过程中感知到的产品属性,还取决于与该产品相关联的广告”(TIHR 1960a: 5)。这一点或许适用于所有产品,但对洗发水广告而言尤为切中肯綮,因为“女性对洗发水怀有的期待与挫败感是如此之高”(TIHR 1960a: 5)。
人们或许以为,洗头烫发与排便后清洁身体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至少就塔维斯托克研究人员分析消费行为的方式而言,这种区分是具有误导性的。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一个新课题摆到了 TIHR 研究人员面前,核心是围绕一种新型卫生纸——区别于传统“硬质”卫生纸的“柔软”卫生纸——的开发与营销(TIHR 1956a, 1956b)。为此,研究人员于 1956 年在约克郡、伯明翰、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以及英格兰南部开展了一系列区域研究,试图把握长期市场趋势,即考察“整个卫生纸场域”(total toilet tissue field),而非仅仅局限于软质卫生纸。这些研究揭示了显著的地域差异,其中约克郡与其他受访地区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在约克郡,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一种奇特的传统主义”,在那里,“任何改变都是怀着对往昔的惋惜之情作出的,人们对更愉悦的未来几乎毫无期盼、毫无兴趣,甚至缺乏真正的信念”(TIHR 1956a: 1)。在约克郡人的观念里,“生活本就应当是一场苦斗,人必须拿出强大的精神意志去克制对享乐的欲望,而且几乎无法容忍承认……与身体排泄机能相连的愉悦可能性”(TIHR 1956a: 1)。
这对于营销一款柔软(soft)卫生纸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因为与产品相关联的“品质”绝非仅仅根据其所履行的物理功能来挑选的;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心理学与社会学意义。虽然“硬”通常等同于不好,但反过来把“软”等同于好——至少在卫生纸这个例子上——却远没有那么简单。“软”纸“同样遭到极大的猜疑与焦虑,因为它们显得‘不可靠’:容易掉渣、太容易破、一沾水就烂成纸浆、吸水性太强等等”(TIHR 1956a: 1)。因此,至少在约克郡地区,柔软卫生纸相对于“清洁”这一心理价值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人们几乎会感觉到,当地人对清洁怀有如此强烈的焦虑,清洁动作又如此用力猛烈,以至于任何柔软的东西都根本经受不住那种擦拭方式”(TIHR 1956a: 1)。而在抗拒柔软的种种辩白背后,研究者却窥见潜藏着“一种想要拥有更温和之物的强烈渴望,只不过享受那种愉悦让人觉得近乎不道德罢了”(TIHR 1956a: 1)。然而,这种对“柔软”的渴望最终还是被“约克郡习俗”压倒了——该习俗断定,“对卫生纸挑三拣四……实在是不体面、不可接受的”(TIHR 1956a: 4)。
这项关于卫生纸关联品质的广泛研究催生了一系列建议。报告首先描绘了“理想的标准型卫生纸”:它应当传递出一种“体面、稳重的中产阶级舒适感”的总体印象,“但仿佛不带任何直接诉诸感官享乐甚至奢华的意味,而是高度强调可靠性、良好服务与稳妥品质”(TIHR 1956b: 6)。这种标准卫生纸应当与“柔软”品质相关联,但这必须是“在确保防止污染——无论是污物渗透纸张,还是在擦拭或刮擦动作中纸张破裂——的前提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柔软”(TIHR 1956b: 6)。不过,对标准卫生纸过度强调“柔软”品质是有危险的。因为作为一种绝对品质的柔软,“似乎会在标准卫生纸用户中激起焦虑”,相反,“平滑(smoothness)与细腻(fineness)则被认为与安全感相容”(TIHR 1956b: 6)。
针对柔软型卫生纸的建议同样聚焦于与之相连的品质及其可能引发的潜在焦虑。它应当与诸如“奢华与舒适”、“温柔体贴的呵护”以及“某种端庄或矜持”等品质联系起来(TIHR 1956b: 6)。它应当“赋予人们在照料身体时享受愉悦与满足的正当权利”,并暗示它“能够减轻日常必不可少的个人、家庭或家务琐事中的单调乏味与不便”(TIHR 1956b: 7)。但尽管柔软卫生纸可能被视为一种奢侈品,它却必须“给人留下严肃认真对待自身职责的印象”,且“绝不能显得轻浮浪荡”(TIHR 1956b: 7)。报告最后向制造商建议,应当设法“尽快”在市场上推出并确立一款柔软型卫生纸(TIHR 1956b: 8)。
就这样,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消费者开始被视为多元而复杂的行动者,但其选择依然可以在心理学上加以理解。随着商业电视成为主要广告媒介之一,制造商与广告代理商越来越频繁地就如何克服营销难题、推销新产品或更有效地推销老产品求助于心理学建议。当然,心理学本身也是异质且充满内在冲突的,塔维所采取的路径只是这一场域中的一条脉络而已。尽管如此,关键在于:通过心理专门技能、广告、营销与生产之间的这种联结,消费者选择这一概念本身发生了转变。消费者选择不再被视为单纯取决于产品本身及其固有属性的函数,也不再被理解为仅靠地位、魅力、幸福等承诺就能左右的东西——事实上,在某些情境下,这类承诺甚至会适得其反,让人觉得遥不可及,非普通人所能企及。相反,对特定产品的选择,与消费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对个体所具有的主观意义——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心理学意义——有着内在的关联。营销一款家用烫发剂,变成了理解头发之心理与社会面向的问题,变成了把握“女性心灵”本质并分析体现在日常行为中的“女性强迫倾向”的问题。购买洗发水这一简单举动,同样必须从深植于心的“焦虑与恐惧”来理解。推出柔软卫生纸也充满了心理层面的重重困难——即围绕“是否购买更高舒适度”这一看似简单的决定所伴随的焦虑与恐惧。甚至连养宠物这件事——既然它把另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带入了家庭内部——更成了一项具有最典型(par excellence)心理学与社会学意义的重大决定(Bridger 1970; TIHR 1965a)。尽管具体面貌各异,但关于“普通人在过日常生活时消费所具有的那种极其丰富复杂的心理学意义”的知识,即将成为这些旨在将消费者选择与商业目标结盟的新技术的核心特征。
理性的消费者
但如果消费者其实是理性的呢?如果个体并未终日受困于焦虑、情绪、强迫倾向以及补偿丧失乳房之创伤的需求呢?如果人们选择购买某种产品,纯粹是因为偏爱该产品的客观品质,而这种偏爱并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事后合理化(post hoc rationalizations)呢?这正是由弗雷德·埃默里(Fred Emery)领衔的一组 TIHR 研究人员所探索的可能性——他们积极设法淡化消费者心理动力模型的影响,转而支持将消费者本质上视为“作出算计性选择的理性行动者”的模型。
理性的饮酒者
健力士黑啤(Guinness)的饮用问题——什么样的人喝健力士,什么样的人目前不喝健力士但将来可能会喝——为埃默里阐发这一“理性消费者”概念提供了绝佳契机(TIHR 1960b)。问题的核心在于查明:当人们接受或拒绝健力士时,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正在“偏爱并饮用”的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要确定健力士的“产品形象”(product image)。但这并不是要去识别那些曾遭文化批判者猛烈抨击的、广告中所包含的理想化幻象。相反,“产品形象”指的是个体在挑选酒精饮品时所追求的那些“真实且可辨别的品质”。因为在苦啤(bitter)、麦凯森黑啤(Mackeson)与健力士之间作选择时,饮酒者所进行的是“理性而克制的”比较(TIHR 1960b: 1, 4)。饮酒者作出的选择源于“对所饮酒水客观口味品质的清醒认知”(TIHR 1960b: 9)。
基于这种理性消费者形象,研究人员针对口味品质开展了诸如“语义差异测试”(Semantic Differential Test)之类的分析,绘制了“健力士与苦啤形象的逻辑结构”图,在精心挑选的个体样本上进行了“受控品尝实验”,并绘制了饮酒者一生中偏好变化的曲线图。最终成果是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的健力士、麦凯森与苦啤各自“独特的产品形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健力士饮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能从健力士所特有的属性与效果组合中获得更为稳定的满足感”(TIHR 1960b: 17)。埃默里明确驳斥了那种认为健力士饮用者与非饮用者“屈从于全国普遍存在的关于各自饮品的错觉”的观点,转而主张“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说:需要解释的是人们对这些客观属性与效果的偏好,而不是对广告所宣传的、或凭空幻想及个人怪癖所感知的健力士的偏好”(TIHR 1960b: 17)。而且,依据“产品形象的逻辑结构”,人们还可以作出预测,例如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常喝苦啤的人很可能会发展成健力士饮用者,但常喝麦凯森黑啤的人则不太可能如此”(TIHR 1960b: 17)。
不过,即便个体是理性的,他们也并非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保持理性。与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TIHR 的顾问们质疑古典经济学中那种“市场上普遍理性的消费者”形象是否足以解释消费者的实际选择(关于与埃默里的“理性选择”概念颇为接近的经济学论证,参见 Katona 1951)。正如人们可以识别出“产品形象”一样,人们同样可以识别出“人格形象”(personality images)。显然,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将二者相互映射匹配起来。运用语义差异技术的变体,健力士饮用者的画像浮现了出来:他们是“稳重可靠的公民”,“友善、负责任、勤勉、不具攻击性、从容、善于交际”(TIHR 1960b: 18)。健力士饮用者的这种自我界定呈现出一种轮廓相当鲜明的人格类型。这与浮现出来的苦啤饮用者画像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是以负面方式被刻画的,即缺乏其他饮酒者归诸自身的那些优良品质。而健力士饮用者轮廓鲜明的人格形象则表明,“在产品与其所服务的人群之间存在着紧密得多的契合”(TIHR 1960b: 19)。事实上,在人格形象与产品形象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平行对应关系”(TIHR 1960b: 20)。
然而,要想对“饮酒所涉及的复杂过程获得初步近似的理论理解”,单靠“人格”概念还不够(TIHR 1960b: 39)。埃默里借鉴早期的一篇论文(TIHR 1959b),勾勒出个体“生活空间”(life-space)的三个不同面向:“向他呈现一系列刺激、线索、目标等的客观行为环境”;他“对待自己这种生活的主观取向”;以及“他的饮酒偏好与习惯模式”(TIHR 1960b: 23)。个体“生活空间”不同面向的特定组合,催生了饮酒习惯的三分类型学:修复型(reparative)、社交型(social)与放纵型(indulgent)饮酒。研究者希望,正是这些由生活境遇、人生哲学与饮酒习惯交织而成的模式,能够解释为什么特定个体会选择特定的酒精饮品。
对于健力士而言,主要关注焦点应当放在“修复型饮酒者”身上,因为“很显然,修复型饮酒者的自我形象与健力士饮用者的自我形象高度吻合”(TIHR 1960b: 27)。不仅如此,“健力士的产品形象也酷似修复型饮酒者所寻觅的那种饮品”(TIHR 1960b: 27)。二者的契合近乎完美:“本样本所饮用的其他任何酒水都没有达到如此紧密的吻合度”(TIHR 1960b: 27)。修复型饮酒者“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相当满意,并有信心应对随时出现的问题”(TIHR 1960b: 24)。由于相信自身处境不太可能发生重大飞跃,修复型饮酒者往往将自己视为“在生活方式上已经彻彻底底安顿下来的人,成就虽不起眼,但作为社区中勤勉、尽责而安稳的一员值得受人尊敬”(TIHR 1960b: 24)。前往俱乐部或酒吧寻求庇护的修复型饮酒者,是在躲避外部环境的辛劳,而不是像放纵型饮酒者那样逃避自我。因此,修复型饮酒者喝酒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重返工作环境,并对其实行真正的掌控”(TIHR 1960b: 25)。
这种关于“修复型”饮酒者的观念,对健力士的广告宣传具有重大启示。按照埃默里的看法,消费者并不会被广告愚弄去挑选他们原本不会购买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广告所使用的意象同时“契合”了“产品形象”与修复型饮酒者的“生活空间”,广告也无法取得成功。因此,在健力士的三个广告象征符号——动物园管理员、扛钢梁的男人(the man with the girder),以及世涛黑啤杯上的“月亮脸”——之中,“扛钢梁的男人”被认为是最适合健力士广告的象征符号。尽管埃默里承认图像符号的含义极难控制,但他仍指出,作为健力士广告符号的“扛钢梁的男人”象征着健力士“给予你付出额外努力所需的‘额外力量’”(TIHR 1960c: 5)。这一符号或许“适合正值壮年的年轻苦啤饮用者”;而对于重度健力士饮用者而言,“其内涵则应当是恢复体力,以便继续扛起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务”(TIHR 1960c: 5)。
更一般地说,认为饮酒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观念,赋予了“风味剖面”(Flavour Profile)技术特殊的角色(参见 Cairncross and Sjostrom 1950)。研究人员必须精心挑选个体参与“风味品鉴组”(flavour panels),并将他们置于小规模群体环境中。小组成员要在近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连续工作三天,品尝过程大多采用盲测方式,现场还专门安排了一位诗人,协助调动受试者想要表达的那类记忆与体验。借助这种实验情境,研究人员得以针对种类繁多的世涛黑啤、棕艾尔、拉格、淡色艾尔以及苦啤构建出综合风味剖面。得出的结论令人瞩目:“每一种酒都拥有如同人类指纹一般独一无二的剖面”(TIHR 1963a: 12)。虽然基本的“结构要素”可能相同,但“模式的组合”却各不相同。留给制造商去做的,无非就是生产出一款恰好落在这条“基本口味模式”连续谱系适当位置上的饮品。
品牌:在同等产品之间作出选择的心理成本
如果个体是基于对产品易于辨识的客观品质之偏好来作出理性选择的,那么消费者选择问题还算相对简单。但如果个体面对的是彼此同等无差的产品,或者面对的是一组他们根本无力识别和评估其差异的产品,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在备选项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的人就会承受一种“心理成本”(psychological cost)。“品牌忠诚度”(brand loyalty)这一术语之所以被铸造出来,正是为了理解个体消费者是如何降低自身这类心理成本的(关于广告中品牌的一般问题,参见 Leiss et al. 1986: 107–11)。
购买汽油与机油的案例,为这类过程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样本——因为尽管购买汽油的是个体,但他们并不是像消费健力士、啤酒、拉格、巧克力或冰淇淋那样亲自“消费”汽油。而且,正如塔维斯托克研究人员敏锐指出的那样,汽车驾驶员购买汽油的行为与自我形象紧密相连,这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TIHR 1959c)。1959 年 1 月,受壳牌 - 墨西哥与英国石油有限公司(Shell Mex and BP Ltd)委托,S. H. 本森有限公司(S. H. Benson Limited)正式聘请塔维斯托克研究所开展一项“既采用问卷调查技术、又结合更深入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方法的长期研究计划”,旨在攻克上述难题(TIHR 1959c: 1)。项目主体工作始于 1959 年 4 月,先是对一部关于英国石油公司(BP)的抽象派影院短片开展了简短的观众反应调查,随后推进到一系列个人与家庭访谈、小组讨论、问卷调查、消费者座谈,以及实地走访修车厂与加油站。
问题的复杂性从拥有汽车与驾驶汽车本身就已经开始了,因为驾驶员与汽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在学车阶段,个体会经历“面对所需技能与知识深感力不从心的阶段”,随着驾驶技术的掌握,逐渐生出“胜利感与成就感、对汽车更温暖的感情,以及一定程度自尊心的增长”(TIHR 1959c: 2)。尽管这种成就感会随着驾驶经验的积累而减退,但汽车往往依然“被纳入驾驶员的自我形象之中,成为其心理形象的延伸”(TIHR 1959c: 2)。然而,几乎没有人“曾觉得自己完全掌控了座驾”(TIHR 1959c: 2)。机械故障、交通拥堵、天气变化、路面状况以及其他司机的反复无常,无一不在提醒驾驶员自身技术与掌控力的局限。
这种对车辆的掌控需求,对购买汽油和机油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要想加油,驾驶员就不得不打断“他与汽车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发不良情绪反应(TIHR 1959c: 3)。这不仅仅是因为麻烦不便,更是因为在停车加油的那一刻,“他被提醒道:汽车的运转受制于他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汽车并不是他自身的延伸,一旦汽车熄火停转,他自己也随之遭到了贬损。他会感到担忧、犯傻、无力或潜在的无力”(TIHR 1959c: 3)。塔维斯托克的研究人员指出,正因如此,驾驶员“在决定停车加油的那一刻到真正停下车来的那一刻之间会感到紧张”,反感不得不停车,试图推迟停车时间,找各种借口不在第一个顺路的加油站停靠,向自己和乘客许诺前面会有更好的加油站,等真正停下来时又对加油站和服务员百般挑剔,诸如此类(TIHR 1959c: 3)。
研究者认为,“品牌偏好”(brand preference)概念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品牌偏好会影响驾驶员实际在何处停车——驾驶员倾向于只去自己偏爱的那几个品牌加油站,或者避开某些品牌(TIHR 1959c: 3)。不仅如此,在应对决定买哪种汽油及何时购买所带来的焦虑与冲突时,品牌偏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驾驶员“意识到汽油的重要性,但他们对汽油知之甚少。他们的信念参差不齐,且常常自相矛盾。无知与对汽油之动力和潜能的焦虑并存”(TIHR 1959c: 10)。
塔维斯托克研究人员指出,这种“需要了解汽油品牌与难以真正了解之间的冲突”,“对于理解这一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具有根本意义”(TIHR 1959c: 10)。承认这种冲突的存在,“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挂在嘴边说所有知名大牌汽油其实都差不多”(TIHR 1959c: 10)。因为在“所有汽油都差不多”这一说法背后,还伴随着一种“害怕它们之间真的存在差异的恐惧——害怕要是自己懂得足够多,本可以选出那款带来天壤之别的汽油”(TIHR 1959c: 10)。因此,相信所有汽油都差不多,“作为一种应对自己可能真的错过了好东西之可能性的方式,对个体而言是有价值的。正如他的许多其他信念一样,这一信念发挥着替他抵御焦虑或疑虑的功能”(TIHR 1959c: 10)。也就是说,品牌偏好可以被理解为处理心理冲突的一种方式。塔维斯托克研究人员对此毫不含糊:“我们认为,需要了解与难以了解之间的冲突,是维持品牌偏好的核心因素……极少有消费者是基于现实依据作出选择的”(TIHR 1959c: 1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使广告在品牌偏好面前陷入了一个微妙的境地。因为倘若事实果真是“特定消费者之所以坚守某一特定品牌,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对自己可能正在错过别处好东西的可能性”(TIHR 1959c: 10),那么消费者就不必“在广告商的花言巧语或技术论证之间费神抉择”(TIHR 1959c: 10)。消费者大可以“告诉自己:只要有什么好技术,我自己选的品牌自然也会采纳”(TIHR 1959c: 10)。“消费者之所以坚守品牌,是因为去探索、试验和了解细微差异在心理上是不划算的”,这一点“在许多领域的品牌偏好中或许都部分成立”(TIHR 1959c: 10)。而在汽油案例中,由于“与汽车和驾驶相关的技术复杂性、客观危险及主观焦虑”,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TIHR 1959c: 10)。
但很快,就连“品牌偏好”这一概念也不够用了。1965 年,研究人员为达纳玛公司(Dynamar)撰写了一份关于“选择汽油与汽车润滑油所涉社会及心理因素”的报告(TIHR 1965b: 1)。在这份报告中,“品牌偏好”与“品牌选择”被宣布不足以标示附着在品牌之上的情感意义,研究者转而提出“品牌贯注/品牌情感投注”(brand cathexis)这一概念更为贴切(TIHR 1965b: 9)。人们对汽油品牌的感情被划分为两类:正向贯注与负向贯注。“正向情感”的强烈程度,据认为可通过“为了加到某一特定品牌的汽油,日常行驶路线本身可能被绕远扭曲到何种程度”来衡量(TIHR 1965b: 10)。一位驾车者早年买过一辆二手车,听从朋友建议试用了某个品牌的汽油来解决气门发涩卡滞的毛病;故障消失后,这位驾车者在随后的三十二年里换过多辆汽车,却一直坚持使用同一品牌。另一些驾车者年轻时曾详细记录油耗,由此对某一汽油品牌形成了“一种执着的成瘾性依赖”,尽管他们当年“所做的那点试验可能极其敷衍草率”(TIHR 1965b: 10)。
“负向品牌贯注”则是正向一面的某种“镜像”。有些人“对某一特定品牌怀有明确的厌恶”,这可追溯至“与相关汽油有关的某次糟糕经历”;而另一些人的反感则“似乎更多针对的是石油公司而非其产品”(TIHR 1965b: 14)。报告评论说,总体而言,“愿意承认并按负向品牌贯注行事的驾车者比正向的更多”(TIHR 1965b: 14)。对汽油品牌真正无动于衷——即完全不存在“品牌贯注”——的情况则从未发现:“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对品牌丝毫测不出半点情绪反应的人”(TIHR 1965b: 14)。由此可见,尽管消费者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在装配与再装配其消费行为的生活形式与行为习惯中,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蜂拥而至的消费者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是塔维斯托克“理性消费者”研究的鼎盛时期。看起来,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既然消费者是理性的,但同时又是远比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复杂得多的实体,那么各大企业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推出新产品或扭转特定产品长期颓势的关切,便可以与塔维斯托克理解人类行为之心理与社会面向的能力顺理成章地对接起来。
从 1960 年起,要求研究各类产品及消费者反应的委托如雪片般蜂拥而至。科尔曼公司(Colman’s)对未来芥末酱市场的总体规模以及英式芥末酱消费量的长期下滑表达了担忧。研究人员构建了语义差异量表,用以识别并探索芥末酱可能的口味品质,以及这些品质与其他食物(尤其是肉类)口味品质之间的关系。类似的方法还被用来评估吉百利有限公司(Cadbury’s Ltd)即将推向市场的一款新型非巧克力小饼干。初步调查表明,人们吃饼干主要有三种目的:作为佐茶配饮的点心、作为充饥食物,以及用于缓解紧张情绪(tension management)。一个由 80 名家庭主妇组成的测试组受邀使用七点量表,在九个维度上评判三款饼干的口味品质。测试结果显示,浮现出来的关键特征是“令人有食欲的”(appetizing)——这一维度清晰地区分了不同饼干,并与对饼干的喜爱程度高度相关。此外,还有针对“家庭主妇对速冻鱼形食品之态度”的调查(TIHR 1959d)。围绕“推出一款液体去污剂所涉社会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则既考察了“家庭清洁所涉及的更一般性的社会与心理因素”,也考察了“使用去污剂可能涉及的更具体因素”(TIHR 1960d)。为了协助必思多公司(Bisto)筹备 1962 年秋季发起的广告战役,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了“肉汁(gravy)的调制过程”以及人们在肉汁中所追求的品质(TIHR 1962a)。区别于脸部和手部等特定身体部位的整体“身体表面”也被纳入研究对象。研究人员采用非结构化访谈或深度访谈,鼓励 37 位母亲畅所欲言地谈论婴儿食品、她们对婴儿食品的心理体验、接触婴儿食品的方式,以及婴儿食品最终被吃下去时的情景(TIHR 1962b)。基于对 38 位母亲的调查,研究人员还构建了维生素 C 饮品的风味剖面,试图找出最适合 5 至 15 岁儿童青少年的“理想饮品”(TIHR 1963b)。
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逃脱这张阐释网格。22 名年龄在 25 岁以下、“正与认真交往的男友稳定恋爱”的年轻女性受邀对订婚钻戒的广告文案、插图及完整广告进行讨论与点评(TIHR 1963c),并谈论订婚过程、如何挑选戒指以及“钻石的观念”(TIHR 1963c: 1)。在一个更日常的话题上,39 名女性被分成四个讨论组,探讨她们对保卫尔牛肉汁(Bovril)与马麦酱(Marmite)之成分和口味的看法、使用方式(冲饮、涂抹面包或作为调味料)及其风味特征(TIHR 1963d)。为了理解“外出度假所涉及的往往无意识的情感”,82 名受访者参与了小组讨论或个人访谈(TIHR 1965c)。受 S. H. 本森公司与吉列公司(Gillette Co.)委托,约 50 名受访者被分为六个小组,探讨剃须的社会学与心理学面向(TIHR 1961)。而一项更为一般性的“头发护理”研究,则探讨了“如消费者所感知的那样——而非如生产商或广告商所认为的那样——的护发实践与护发产品的特征及属性”(TIHR 1964: 6,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尽管所研究的产品五花八门,TIHR 的这批研究人员始终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开展工作:大多数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尽管这并非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援引的那种完全理性。一项关于广告形象反应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劝说是一个人际互动过程”,并且“有必要把我们在探寻有机体—客体关系基本规律时剥离掉的某些特征,重新带回我们的‘心理人’(psychological man)概念之中”(TIHR 1962c: 6)。这就把劝说这一总体问题重新稳稳地放回了“理性个体挑选自己所看重的物品或品质”的版图之上。喝健力士而不喝苦啤、吃特定肉类时搭配芥末酱、买必思多而不买奥克苏(Oxo)来调肉汁、在特定场合偏爱“一口大小”的小饼干、在保卫尔与马麦酱之间择一而从,乃至梦想拥有一枚订婚钻戒——在做这一切时,个体从事的都是一种前后一致的活动:他们正在为自己所追求和珍视的物品或品质作出理性选择。他们并不是在设法缓解与丧失乳房相连的婴儿期焦虑,也不是在重温早期喂食体验的无意识记忆。为了理解“消费者”,同样无需深挖“女性心灵”,也无需预设女性身上存在“强迫倾向”。相反,事情相对直截了当:关键在于弄清楚“消费者怎么想、将会怎么做”(TIHR 1962d: 2)。在试图为某一畅销饮品的新品牌确定合适定价时,问题在于将价格与品质相互映射,从而弄明白“围绕既有标准价格的多大波动幅度会被消费者察觉,或者偏离标准品质的多大变化会被消费者认为值得支付相应的价格变动”(TIHR 1962d: 2)。因此,消费者针对价格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人类判断的实验研究来理解,而无需诉诸精神分析模型。
为这类过程提供一套一般理论的梦想最终证明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企及。但这类研究取向的力量及其对广告商和生产商的吸引力,似乎恰恰在于它们的谦逊与务实,甚至在于它们的自由主义色彩。无论明示还是隐含,它们都拒绝了令文化分析家们忧心忡忡的“人类动机完全可被操纵”之心理学理论背后潜藏的反自由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它们用一整套复杂而混杂的个体化心理因素使自由市场中的消费者选择变得可理解,并表明可以用有计划、可计算的方式去把握和介入这些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心理学调查绘制出了一幅范围空前的消费地图。自此以后,消费者主观的日常生活——贯穿于我们平凡生存之中的梦想、希望、恐惧、疑虑与情感的细枝末节——便成了一个可以被理性地校准和认知的合法且体面的对象。
结语
从这样一家虽具影响力但终究只是单一机构为广告代理商和制造商所做的形形色色的咨询工作中,我们能汲取什么启示呢?我们从未声称 TIHR 是提供此类咨询的其他机构的典型代表,也未声称其关注重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遍代表性。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时期,它的客户囊括了英国主要的消费品生产巨头,并且它曾为许多备受公众瞩目的广告与营销战役提供咨询。在这个限度内,我们认为 TIHR 所开展的工作,堪称装配现代消费者所涉及的智识劳动与实践劳动的典范。我们提出,起码的一点是,与广告商合作的心理学家既不是蠢货,也不是恶棍;他们既没有把消费者当作任人摆布、被塞进虚假需求的被动自动机,也没有把消费行为当成消费者唯有俯首屈从的生产者主权意志。要“塑造”消费者绝非易事——这既不是单纯靠追逐利润的愿望就能兑现的事,也不是靠捏造某种心理学或“形象学”(imagological)虚构就能办到的事。消费者本身被建构为高度成问题的实体——看起来,他们与研究他们或想把商品卖给他们的那些人并没有太大差别。要想在个体与产品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就必须开启一种复杂而混杂的装配(assemblage):在其中,被设想为源自特定年龄、性别或社会阶层人群心灵深处的力量与流动,同特定商品内部可能被辨识出来的种种可能性与承诺联结起来,并被组织进一套微小的日常惯例与生活习惯之中。个体的欲望——无论是由精神分析推导出来的,还是按理性模型建构出来的——都必须与生产机器的产出相匹配。唯有当这种由人员、商品与习惯构成的装配被生产出来,并且当这一装配被注入了心理功能——无论是婴儿期的口欲欢愉,还是成年人的自我修复——之时,克服人们抗拒购买特定类型商品的难题才成为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展开的是一场借助小组讨论、访谈与测试等新技术对消费激情之细枝末节进行的空前细致的测绘。这种测绘绝非仅仅揭示早已存在的欲望或焦虑:它通过经精神动力学阐释的小组讨论等新型实验情境,迫使这些欲望与焦虑浮现出来并得以被观察;它通过“风味剖面”等新型计算、分类与铭写技术,使它们变得可思考;并由此使它们变得易于接受干预和工具化利用,以服务于商品销售。然而,即便仅从这项有限的研究中,人们也会惊叹于可供商品销售者选用的潜在消费者形象竟如此多元,同时也会注意到:消费者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都被视为其自身消费模式中的积极行动者(active agents)。因此,TIHR 的工作体现了 20 世纪中叶参与塑造“商业领域”的一系列更广泛的历史进程。
诚然,凝聚在塔维斯托克诊所与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周围的知识形态与制度项目,起初曾将自身理解为解放性的事业——或者至少是运用心理动力学专门技能来减轻人际关系的苦难——后来却怀着如此充沛的精力与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攻克柔软卫生纸的市场难题或家庭主妇对速冻鱼形食品的态度,这无疑充满反讽意味。不过,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治理行为的新型政治技术开始试图借重广告表面上的强大力量,塔维的专门技能也被部署到了更具道德光彩的宣传运动之中:例如,把原本为推销冰淇淋而开发的心理动力学小组技术,运用于为道路研究实验室(Road Research Laboratory)与交通部(Ministry of Transport)开展的研究中,探讨如何遏制酒后驾车(尤其是圣诞节期间)以及如何降低年轻男性摩托车手的死亡率。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许多试图摸清并利用潜在消费者心理需求、愿望、嫉妒与焦虑的做法,要比我们上文所描述的粗鄙和犬儒得多。我们也同意,广告与营销之所以大行其道,不仅在于许诺了单凭商品永远无法兑现的快感,还在于利用了它们由此必然催生的不满:消费者陷入一轮永无止境的螺旋,抛弃一件曾以为不可或缺的物品,只为购入另一件能够满足某种自己此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欲望的新物品。尽管如此,这里所涉及的远不止是发明“虚假需求”。相反,这些“人的技术”应当被理解为建构我们当代“激情经济”(passional economy)之复杂工程的一个要素——正是这一工程将人类存在及其身体性接入了一整套由需求、欲望、快感与恐惧构成的体制之中。
仅仅站在道德高地上痛斥这样一种激情经济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旨在使灵魂的激情变得可知且可算的心理学方案,视为更一般意义上的“主体化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subjectification)内部的构成要素:在其中,消费技术连同电视肥皂剧等截然不同的叙事形式,不仅建立起了堪称供人认同的“公共形象栖息地”(public habitat of images),还建立起了多元的日常生活教育学(pedagogies of everyday life)——它们以往往极其细致入微甚至平庸琐碎的方式,列出了一套套行为习惯,教导人们如何过上一种既令个人愉悦又为社会所接纳的生活。它们提供了全新的生活伦理与生活技术:不再像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至关重要的清教教派伦理准则那样,将自我满足与文明教养(civility)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联结进一场表面看来两全其美的“幸福与利润的联姻”之中。在以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方式与这些生活公式互动的过程中,个体通过参与商品世界,在塑造生活方式的文明化游戏(games of civilization)中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Rose 1994a)。
第七章 生产、身份认同与民主
原书信息:Peter Miller & Nikolas Rose (2008),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Polity Press, Chapter 7: “Produc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 (pp. 173–198).
引言
社会学界围绕晚期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中主体身份认同(subjective identity)展开的争论,赋予了生产领域诸事件一种模棱两可的地位。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转型是支撑“我们当下及晚近过去已发生某种根本性巨变”这一主张的核心依据:从“福特主义”(Fordism)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弹性专精(flexible specialization),以及从大众消费转向个体化、多样化的消费体制。然而,身份认同形态的变迁在这些讨论中通常处于边缘位置,或者充其量只被视为上述经济巨变的衍生结果,而非本身可能在这些事件中发挥建构性作用的现象。研究身份认同的分析家们往往要么聚焦于消费(生活方式、广告与购物),要么聚焦于家庭、亲密关系、性与居家生活等“私密”领域。那些认为当代“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具有更高反思性、自主性或不确定性的论点,未能认识到工作场所本身就是身份认同形成的主要场域之一(参见如 Beck 1992; Giddens 1991)。诚然,社会学界不乏探讨工作对身份认同之影响、以及探讨工作改革与工作人性化尝试的著述,但它们的视角大多属于批判范式(参见如 Anthony 1977; Berg et al. 1979)。工业社会学家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工作是主体性退化与贬损之场域”的故事,并将他们关于工作场所反抗的叙述建立在个人身份认同、能动性与自我肯定等价值之上——这些价值被视为人类主体固有的本质属性(参见如 Braverman 1974; Lipietz 1992; Noble 1977, 1984)。在这类批判看来,参与(participation)、工作丰富化(enrichment)、工作生活质量、赋权(empowerment)之类的语汇,不过是企图将雇员捆绑在管理规范与野心之上的虚伪装置,掩盖了老板与工人之间的根本矛盾。按照这种观点,唯有通过对宏观社会、经济与政治生产条件进行彻底变革,工作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我们的研究路径与上述做法不同:我们将工作场所视为围绕人类身份认同本质展开争论、以及试图塑造与重塑个体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类似论点参见 Donzelot 1991a; du Gay 1993; Hirst and Zeitlin 1989, 1991; Knights and Willmott 1989)。我们认为,自 20 世纪初以来改造生产关系的种种尝试——尤其是那些受民主律令所驱动的尝试——都依赖于特定且不断变化的“人”的观念(参较 Hacking 1986; Meyer 1986c)。这些针对工作的干预构成了本章的焦点。我们探讨关于人类身份认同、主体性与人格(personhood)的特定观念,是如何内在于以民主社会视为合法的方式治理工作世界之尝试中的。
我们提出,研究身份认同的转型,不应停留在宽泛的文化层面,也不应仅仅着眼于关于自我的观念史。身份认同的谱系学必须考察在特定存在领域中作用于人类及人类行为的实践,以及支撑这些实践并体现于其中的思想体系。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围绕工作的思考与行动方式一直深度卷入“人类究竟是怎样一种人”这一哲学追问之中。工作一直是塑造人(formation of persons)的关键场域。人们不仅被鼓励在性与家庭领域发现自己是谁,也被鼓励在车间现场、工作台前、流水线上、制造单元(manufacturing cell)里及其他类似场域中发现自己是谁。而对工作场所中人的身份认同的这些关切,又与将工作性质、民主理想及生产率“问题化”的多种不同方式交织在一起。
绝非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标榜“人道”的时代,人们才刚刚发现工作场所中人的主体性;关心工作对工人身心造成的损害,也绝非资本主义激进批判者的专利。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行动者——无论是作为工人还是作为经理——的身份认同就一直是分析与干预的对象。管理与组织理论家,连同数不清的其他评论者与自封的专家,一直在设法更深入地理解工作中的人,以便更有效地治理他们。一方面,工作中的形形色色难题——人员流动率高、劳资动荡、工伤事故、效率低下、单调厌倦等等——都已被用心理学术语加以“问题化”,人们也试图通过作用于工作场所的心理维度(在个体与群体两个层面上)来改善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工作场所的组织方式也围绕一系列广泛得多的社会政治关切——民主、管理权威、大型企业的合法性、公民权利等等——而被问题化;人们同样主张在对工人主体性有所认知的基础上改革工作场所,以此回应外界的批评。这些事件与一批新型“主体性专家”的崛起紧密相连——他们的领地就在工作场所,他们在塑造工作性质与工作政治方面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力。这些转型对于新型主体性体制与新型个人生存伦理的浮现具有深远意义。
唯有从“治理”(government)的视角出发,才能充分领会生产、身份认同与民主三者交汇的全部意义。关注治理,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规制整体人口的策略与深入细节地认知和规制人类个体本性的策略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本章语境下,它指引我们去考察:在经济事务(如企业生产率)与政治事务(如经济权力的民主合法性)的交汇处,工人的“人格”(personhood)是如何被“问题化”的。我们所说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是指经验被组织起来从而使某事物呈现为有待处理和纠正之“问题”的方式:包括将经验编码化的阐释图式、参照特定规范对其进行评估的方式,以及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切和目标联结起来的方式。我们认为,重组工作的纲领与策略越来越多地以吸纳关于生产率与民主的广泛关切的方式被提出来,而这些关切反过来又与主流关于人的本性、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息息相关。
我们主张,对企业内部个人与情感经济的治理,同阐发出一系列关于这一工作空间的实证知识——即关于工作之个人维度的专门技能(expertise)——有着内在联系。这种关于工作世界的知识绝非纯粹的思辨,也绝非仅仅关乎工作与经济生活话语的修辞结构。关于生产生活的各种知识开辟了一个可供计算、判断与干预运作的空间。关于如何恰当组织工作的构想,既同各类知识体系联结在一起,也同提高产出、加快或改造生产流程、提升效率、减少损耗、增强竞争力等直截了当的要求联结在一起。特定生产技术安排的成败,开始被视为取决于“工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因素促使工人干活或不干活、什么因素导致他们旷工或离职、什么因素削弱或增强工人的工作投入度,等等。组织与重组工作的各项纲领,已将这类关于工人的观念纳入生产过程的设计与管理之中。工人日益被理解并锁定为工作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不再仅仅是生产工具,而是一个“人”:一个通过工作实现自我的活生生的人,或者一个拥有特定能力与权利的民主公民。
我们通过三个历史实例来阐明生产、身份认同与民主之间的这些关系:第一,我们考察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心理卫生运动与人际关系运动各自不同的关切;第二,我们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蓬勃发展的“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 life)运动及与之相伴的人性化工作梦想;第三,我们探讨渗入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工作性质之争论的“进取型主体”(enterprising subject)形象。我们认为,表征并试图作用于工作世界的这些多元方式,充分彰显了这些工作治理模式在政治与伦理上的双重意义。
从工作中的“人的因素”到工作的人性化
纵观 20 世纪上半叶,工人的身份认同浮现为工作场所治理的一大难题,人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试图调和“对工人的不同理解”与“关于什么赋予工作以政治合法性的不同看法”的尝试。对早期若干已被广泛分析过的干预措施作一简要回顾,便可清楚说明这一点。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欧洲大陆、英国与美国针对工人身份认同开展的心理学干预,往往将人视为一种应当根据关于其活动模式、能力与天资的知识加以高效利用的生产力。这种思维方式当时被称为“心理技术学”(psychotechnics),它预设工人属于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并据此对其施加作用。这主要采取两种基本形式,二者都力图优化作为生理—心理实体(psycho-physiological entity)的工人的效用。第一种是对工作过程进行设计——工位场所、照明、设备高度等等——以最大化工作效率并最小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第二种则是审慎地甄选工人并将其分配到不同岗位上,使工人的能力与具体任务的要求相匹配。
这项心理技术学工程常被视为“泰勒制”纲领——即通过系统知识确立管理层对整个生产过程之控制——在心理学上的伴生物。诚然,在心理技术学中,关于工作的专门技能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依赖于关于工人的专门技能。工人与其他所有生产要素一样,成了科学知识的对象,并从属于效率逻辑。但支撑着这项工程及 F. W. 泰勒之努力的对效率的追求,其实是当时一系列力图通过应用科学与理性技术来推进“国家效率”(national efficiency)的政治纲领的共同要素。效率视角被延伸到了工人身上:工人相对于生产规范获得了全新的可见性,由各种测试与评估参照此类规范加以校准,并被编织进一整套计算实践之中。
这门“工人科学”的必然推论是,管理层及其他行为专家管理形式获得了一种新型权威。管理权力不再仅仅是盲目、专断或任性的权威行使,而是可以被描绘为建立在科学根基之上、经过理性客观评判的权力。工作场所可以按照一套力图超然于政治纷争之上的专门技能体系来进行管理。工作场所的治理由此得以与民主社会的政治价值相契合,并植根于关于工作与工人的知识之中,从而赋予管理层对个体行使权威以合法性。
在系统治理工作场所的尝试中,泰勒制无疑是最广为人知、也最受诟病的一种。但它同时也是更广泛的一系列纲领中的一脉——在这些纲领里,人的身份认同围绕政治理想、经济难题以及权威的权力与合法性而被问题化。一方面,工作场所与学校、疯人院、法庭和军事组织等诸多场域一样,是人变成“可计算的个体”(calculable individual)的场所之一:其个体特征可以被评估,并据此加以分类和干预。另一方面,正如米勒与奥利里(Miller and O’Leary 1987)所论证的那样,科学管理绝不仅仅是为了最大化利润与驯顺度而对工作空间进行“技术性”重组。泰勒制不仅迎合了大企业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利益,它还阐发出了一套管理大型企业的原则与实践,为美国的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提供了一条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大型企业难题的途径。具体而言,进步主义者担心权力不受制约地集中在大型企业高管手中会危及公共利益、引发阶级撕裂的前景、助长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可疑的勾连、削弱小型创业者所带来的变革与创新活力,并导致个人问责制的消解;而泰勒的种种发明恰好回应了这些忧虑。通过用管理专门技能补充专断权威,泰勒制为这类难题提供了一种“民主的”解决方案:它既为经理们提供了一种如何合法行使管理的形象,也提供了一系列言之成理的企业治理技术,从而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的必要(Miller and O’Leary 1989a)。
尽管如此,这些纲领依然维持着“工作之内的个体治理”与“工作之外的个体治理”之间的界限(Donzelot 1991a)。在工作场所内部,工人被“个体化”,并受制于一种旨在强化劳动以提高生产率的治理形式。然而,在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一片“社会”版图正在成形:在其中,个体被定位于一张由义务、依赖与团结交织而成的集体纽带之网中——争取扩大工人权利、争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以及国家规制雇佣契约的种种斗争,都是围绕这种社会化的工人形象展开的。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看似针锋相对:后一领域中的抗争,要么是以保护工人免遭经济暴政之名进行的,要么是以捍卫社会安全免受经济所能引发的挫败动荡之名进行的。伴随着这一对立的,则是关于人的两种截然不同模型之间时而公开、时而隐含的冲突:人究竟本质上是彼此分立、个体化的存在(并由此衍生出种种自私利益),还是本质上是集体的、社会的存在(因而被现行工业组织形式所割裂和伤害)?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治理工作的种种尝试力图在不侵犯工作场所私人属性与雇佣契约个体属性的前提下,超越“工作中工人的个体化身份认同”与“作为公民的个体之社会化观念”之间的这一对立。为此,就必须放弃泰勒制将工作设计与工人能力工程合并在单一纲领内的企图。工作场所变成了一个社会领域,但这仅仅限于将其社会性理解为个体之间心理关系的场域——而这些心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过程的技术特征无关。
这种对工人积极心理健康的关切,最早是在心理卫生运动(mental hygiene movement)中阐发出来的。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倡导心理卫生的论战运动通过“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这一概念,将工业难题与工人的身份认同联结了起来。他们指出,工人是一个拥有心理世界的人,怀有在家庭中塑造出来的种种需求、需要与本能;工人是一个在工作中一如在生活其余部分那样,寻求满足构成其性格或气质之本能愿望与欲望的个体。对心理卫生学者而言,这意味着应当通过对性格与智力的细致评估来“量才录用、人岗匹配”;还应当通过领导力与管理在企业内部营造恰当的心理氛围,使工人的本能获得远远超出薪酬欲望之上的满足;此外,还应当甄别出那些“适应不良”的个体——无论是工人还是经理。因为主要由育儿问题引起的适应不良,不仅会导致犯罪、青少年越轨乃至全面精神错乱等个人病理现象,而且也是数不清的工业难题的根源,包括狭隘嫉妒、缺乏合作精神、工作表现不佳、看似躯体性的疾病与无力感、神经症、工伤事故乃至劳工骚动。在美国,当时估计每年人员流动成本中有一半源于情绪适应不良,且这一因素损害了半数劳动力的工作效能(参见 Fisher and Hanna 1932; Myers 1927; Viteles 1932)。
心理卫生主义帮助改变了治理工人身份认同的方式。致力于甄别并进而治疗或剔除工业不适应者(industrial misfit)、以及结合工厂氛围来理解普通工人问题的关切,模糊了适应心理学与病理精神病学之间的界限:工人的心理健康成了需要通过审慎管理来达成的积极目标。不仅如此,借助心理卫生的语法,工作场所的治理再次被接入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治理纲领复合体——涵盖对家庭、教室、越轨青少年等的治理。每一场域的理念都是力图通过普遍检查、早期干预与及时治疗,将这些制度场所改造成构建社会卫生的机器。每一座工厂都可以成为一项技术的支点,通过对个体身份认同及人际关系实施预防性改造,促进普遍有益的社会效应。工作不再仅仅被赋予经济价值;它还要在关于正常人与病态人的知识与伦理照耀下接受治理,并被视为塑造“适应良好的公民”(adjusted citizen)的关键场域。
通过从个体工人心理学的角度将工业效率问题化,心理卫生学者提供了一套治理企业的全新纲领。他们还帮助确立了一项分工:一边是负责生产安排设计等“技术”事务的人员,另一边则是负责处理雇员个人问题的人员。这一分工在如今与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之名密不可分的“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运动中得到了延续(Mayo 1933; Roethlisberger and Dickson 1939)。梅奥对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工厂(Hawthorne Works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调查所作的阐释早已为人熟知,但它对新型工作场所治理模式兴起的贡献依然值得留意。
人际关系学派绝不像某些人所暗示的那样,仅仅使工作场所的既有权力合法化;它将某种全新的事物带入了存在。通过使工厂的主体间空间向干预敞开,通过重新界定工人的身份认同,人际关系学派帮助打造出了一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变迁了的政治文化中堪称合法的工作场所治理模式。对作为工人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当时一系列力图开发心理学技术、以效率、和谐与满足之名作用于人际关系的纲领之一。这绝非单纯的抽象理论,绝非仅仅把工作场所概念化为人际关系领域而已。该理论被付诸实施,内嵌进用于干预车间工人生活与活动的各种工具之中。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要借助态度调查或士气调查等新装置来加以测绘;相应地,它们又要通过领导力与沟通等心理学技术来进行管理。工厂如今被理解为弥漫着某种态度与沟通氛围的空间——这是叠加在实际生产组织过程之上的一层社会心理覆盖层。不过,对于针对工作的人际关系干预而言,工作的技术组织方式大体上并不属于社会心理学家过问的范畴。由此出现了一道分化:一边可谓工作场所的“关系工程”(relational engineering),另一边则是生产过程的“心理工程”(psychological engineering)。后者将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心理学化——成为生理心理学家与人类工效学家(ergonomist)的领地。
人际关系学派在生产治理与社会场域治理之间建立起了典范性的联结。梅奥使用涂尔干式的词汇来刻画工厂对个体的社会化效应同社会解体与失范(anomie)威胁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颇为独特。但“工作之所以重要,既在于其经济效应,同样也在于其对工人的道德效应”这一主题,却贯穿了直至今日的就业与失业话语(Miller 1986b)。生产恰恰是在“规制社会领域”之关切与“治理自我”之关切的交汇点上被问题化的。一方面,工作关联着安置和管理形形色色“社会”乱象——犯罪、越轨、赤贫、酗酒、卖淫等等——的版图,这些乱象被视为对良好秩序与社会安宁的威胁。另一方面,工作在塑造并维持自由社会赖以存续的“负责任自我”形态——规律的习惯、整洁、守时、勤勉、坚毅、对亲属尽责等等——方面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这种双重联结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以来关于工作的各类话语(Dean 1991; Procacci 1991)。但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这些主题成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开展海量经验调查的对象:他们细致审视失业者的生活形态与个人感受,绘制其意志消沉(demoralization)与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的模式,并发明各种装置加以改善——尤其是针对影响可能固化终身的年轻人——例如设立指导中心、求职俱乐部、培训与再培训计划等等(Miller 1986b)。
人际关系学派集中体现了政治思想与工作场所治理之间、改造生产关系的尝试与创造特定民主形式的尝试之间的新型同盟。这一联结依赖于将人同时视为工人与公民的特定观念。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从罗斯福(Roosevelt)到伯利与米恩斯(Berle and Means),企业批评者们纷纷指出,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巨型企业手中,已将工业生活的控制权交给了少数不受问责的大公司(Berle and Means 1932; Roosevelt 1941)。然而,一方面,正如大萧条清晰表明的那样,这些大公司并未能提供一套确保国家繁荣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日益加剧的专制独裁也与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大型企业及其内部行使的权威形式变得高度成问题。梅奥以及巴纳德(Barnard)等人的著作,帮助转变了管理权威与现代企业的意涵:只要承认个体是一切合法合作组织赖以建立的基本单元,现代企业便完全可以与民主理想调和一致(Miller and O’Leary 1989a)。在政治共同体中联结公民的契约原则,由此被奉为联结个体与企业之纽带的楷模。通过尊重个体价值,现代企业连同其所必需的管理权威,便得以被表征为民主理想的完美化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对工作与工作场所的政治问题化以及对工人身份认同的关切采取了一种颇为不同的形态,但依然易于接受人际关系专门技能的应用。英国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政治家及其他人士关心:对于曾奔赴战场捍卫民主价值的民主国家公民而言,其作为工人的恰当角色应当是什么?另一方面,经济活动日益围绕“生产率”被问题化,同时许多人认为战争已经证明中央政府能够且应当承担起提高工业生产率的部分责任(Tomlinson 1994)。在英国,战争期间曾发展出试图让工会与管理层在工厂、区域及全国层面开展联合协商的程序——这类准法团主义(quasi-corporatist)安排在政府、雇主与工会之间缔结了指导经济事务的国家伙伴关系直接同盟。然而到了战后时期的英国,这种三方安排的每一方都开始流露出猜疑。虽然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发展出了政府、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合作安排,但在英国——与美国一样——这类正式的工业民主机制进展甚微(关于英国经验参见 Bullock 1977)。
英国的工业社会心理学家看到了将民主与生产率联结起来的另一条途径;他们相信,这不仅是正式代表机制的替代方案,而且是承认个体工人民主公民身份的更充分手段。J. A. C. 布朗(J. A. C. Brown)、G. R. 泰勒(G. R. Taylor)等许多学者开始主张,工作场所的组织方式也应当尊重伙伴关系的需求,体现对工人作为民主国家公民之身份的承认。他们立足于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库尔特·勒温、J. L. 莫雷诺(J. L. Moreno)、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等人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以及芝加哥学派社会学,阐发出一种社会动力学观念。他们将这种群体关系动力学图景与梅奥主义的人际关系论证熔于一炉,把工人描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在经验中追寻意义的人——因而也是一个应当被纳入充分沟通结构中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在民主领导而非专制领导下,人的工作表现最为出色。这促使他们倡导一系列既能带来人的满足感、又能产生高生产率的工作场所治理策略(Taylor 1950)。这一理念支撑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英国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与政府报告,呼吁以同时增进满足感与生产率之名扩大工作中的民主。他们认为,企业管理完全可以与人们浴血奋战所捍卫并奠定胜利基石的开明治理形象——即自由、公民身份与尊重个体——对齐一致。民主完全可以与工业生产率及人类满足感携手同行:个体作为公民的民主身份认同,可以同工人在工业内部的职责角色协调一致。
众所周知,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通过管理人际关系实现工作民主化改革的这些乐观政治抱负,在学界与政界双双失宠。评估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创新所带来的任何改善都是短暂的。研究工作的理论家与学者开始强调工业组织的技术特征,赋予其凌驾于人的因素之上的首要地位。社会学家发现,工人在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生活,而这种外部生活对工作场所态度与价值观的影响,远比任何对车间“氛围”的修修补补都要大得多。工人的身份认同再次被重新概念化——工人成了一个理性的经济行动者,并不在工作中寻找乐趣或社会价值,而只是设法最大化受雇工作所带来的经济回报,以满足寄托在闲暇、家庭与居家世界中的欲望。激进派指出了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这绝非人际关系操纵术所能凭空变没的——并揭露了“人际关系”学说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反工会野心。针对工作的政治问题化(尤其是在英国),转而聚焦于建立限制或理性化劳资双方围绕薪酬、工时等问题发生冲突的正式机制;工作条件如今只成了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展开讨价还价的众多议题之一。
20 世纪上半叶关于工人身份认同的这些不断变化的预设,及其与不断变化的工作场所治理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了治理纲领的一个普遍特征:先天注定失败的本性(congenitally failing nature)。工作场所是异质且相互竞争之纲领交锋的场域;一个群体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被其他群体视为问题;问题与解决方案的对齐,充其量只能暂时稳定住多重行动者与论点之间的关系。但失败并非破坏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因为前一个纲领的“失灵”恰恰成了催生未来新纲领的推力。人际关系学派将工作场所治理、民主政治难题与身份认同伦理对齐一致的能力或许是暂时的、短命的;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工作的专家们即将阐发出一种新的工人身份认同、一套新的纲领性议程以及一种干预工作场所的新方式,并将它们与独特的政治理性和专门技能体系结成同盟。现在,就让我们转向这一以提升“工作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议程。
工作生活质量
工作必须人性化;工作能够人性化。这便是 1981 年在多伦多召开的一场国际会议所传递的核心信息。来自东西欧、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和加拿大的约两千名代表——经理、工会人士、政府官员、效率顾问、学者及其他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审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工作改革前景。与会者都属于一场自觉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国际工作场所政治运动。赋予这些形形色色工作改革工程的名称各异:瑞典语称为 arbetsmiljö(工作环境),德语称为 Humanisierung des Arbeitslebens(劳动生活的人性化),法语称为 amélioration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工作条件的改善),英语则称为“工作人性化”(humanization of work),或更一般地称为“提升工作生活质量”(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它们所指涉的地方实践涵盖了从挪威的工业民主工程到美国的工作再设计(work redesign)方案等广泛经验。
这些各不相同的表述共享着一个核心目标:提升“工作生活质量”。这一理想是以工人的心理健康与个人自我实现、经理的能力与道德感、产品质量、企业的效率与竞争力,以及公司的政治合法性之名被提出来的。他们宣称,工作不能再是对工人人性的否定;在一个浸润着民主精神的政治语境中,企业权力也不能再是一块反常的专制飞地。他们主张,通过参与式设计、工人代表制、弹性工时、工作丰富化(job enrichment)、工作扩大化(job enlargement)、自我管理工作团队、持续再培训等诸多举措,工作应当变得民主、富有创造力、勇于创新且高产高效。这里所关乎的是一种治理工作的全新模式——它要与一种更为扩展、更为乐观的国家民主治理观念相容。作为公民的工人身份认同之特定构想,要与车间现场的工作重组对齐一致。要想赋予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的抱负以道德权威,就必须提供一种能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使这种工作重组变得可理解的阐释方式。工作场所必须被改造成某种实验室——一个让观念、铭写与工具共同致力于改造工作世界的场域(Miller 1991b)。
这一纲领的各项要素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挪威汇聚成形。挪威开展工业民主试验的背景是:当时该国正为自身面对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时的经济地位忧心忡忡,而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似乎表明,除了人力资源之外,挪威的其他所有资源均已得到充分利用。挪威工程接过了这一对问题的界定,试图在“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的旗帜下,通过将生产率问题与民主问题联结起来加以解决。在民主旗帜感召下,挪威政府、挪威工会联合会(Norwegi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与雇主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Employers)结成同盟,依托由挪威工作研究所(Norwegian Work Research Institute)与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计划联结在一起。而由塔维斯托克研究所开发出来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工作改革策略,也由此得以将自身重新表述为一项首要致力于实现真正民主的纲领。
挪威工程的起点,是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念:以为靠企业内部的舆论管理、改善沟通,或者更一般地靠管理层作用于生产社会关系所处的车间氛围,就能克服工业难题并提高生产率。该工程在启动阶段先考察了挪威以及英国、波兰、南斯拉夫和东德试图通过“公司董事会工人代表制”来植入民主的尝试,并得出了基本否定的结论:看起来,单靠代表制结构本身,既无法改善工作生活,也无法带来工作场所真正的民主化。支撑替代性工作改革纲领之发展的根本论点在于:必须以一种同时契合工业效能价值与政治道德价值的工人身份认同心理学观念之名,对工作的技术条件本身展开分析、计算与重组。
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工作中提出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概念,支撑了这项由社会心理学专门技能指导、力图将工作技术维度纳入民主化工程的尝试。社会—技术系统这一智识与实践纲领,从工作过程的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视角出发,将技术组织(technical organization)本身问题化了。在对煤矿开采机械化所引发的劳资纠纷与生产率难题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某些矿井的工人们自己摸索出了一种颇为合拍的组织形式:组成小型工作小组,成员之间轮换任务,并对自己的工作行使一定程度的内部自主控制。这无疑是个有趣的现象,但单就其本身而言似乎算不上多么重大。然而,一旦透过比昂(Bion)对无领导小组的分析(见第六章)、塔维斯托克战时发现的治疗性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ies)以及库尔特·勒温群体动力学研究的棱镜来审视,这一现象就不仅显得是解决棘手管理难题的实用方案,更成了一种能够借助专门技能使“人的机器”(human machine)与“生产机器”(productive machine)结盟的强有力且灵活多用的新途径。它之所以强有力且灵活多用,是因为工作人性化不再仅仅意味着靠领导力与舆论管理去调适工作的主观领域以迁就技术要求;相反,人的需求要被内化进对工作过程本身的技术重构之中。工人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套逻辑装置、一个或多或少适应良好的心灵,甚至不再仅仅被理解为通过工作场所团结互助寻求慰藉、安心与满足的生物。工人将被赋予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积极主动、充满动机的个体,在动态的小群体关系体系中通过完成有意义的任务,寻求自主性、掌控感、多样性与自我价值感。而工人的这一新身份认同,将被直接嵌入生产过程之物理与空间面向的全新设计之中。
社会—技术纲领发明了一种关注工厂细节组织方式——无论是机械车间、印花棉布厂、零售门店还是煤矿——的全新模式,从而为经理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并作用于自身领地的新方式(Emery and Trist 1960; Jaques 1951; Rice 1958; Trist and Bamforth 1951)。它立足于一套社会心理学词汇,对困扰工作环境管理者的繁杂难题实现了深刻的“化繁为简”——这套词汇甚至能为“每名织布工、装纬管工或运纱管工究竟应当负责看管多少台织布机”这类看似孤立琐碎的具体事务赋予理论意义。通过将企业界定为一个“开放系统”(open system),社会—技术视角意味着企业绝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上的便利单位,而是一组具有理论显著性、拥有自身自我规制属性、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关系集合。工作的物理组织与主观组织在生产矩阵中讲得通的那个层面上——即“群体”层面上——得到了重构。此外,这也为重新分析个体的病态表现——旷工、抵触防卫心理、敌视创新与变革等等——开辟了空间:它们不再被视为个体心灵顽固难治的痼疾,而被视为特定群体动力学所造成的心理后果(Emery 1959)。它许诺实现社会系统与技术系统的“联合最优化”(joint optimization),而实现手段则是一项特定的社会—技术装置——“自主工作小组”(autonomous group):小组成员共同对某一大块工作任务负责,自行设定目标,并自行管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人们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动机、满意度、效率与生产率都将随之同步提升。
挪威案例提供了将上述要素汇聚一堂、使这一纲领得以大规模付诸运作的第一个场域:当时盛行的民主法团主义政治理性提供了契合的文化理想;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的社会—技术专门技能提供了必需的专业知识;而若干企业则提供了关键的实验场所。这项研究提出的建议不啻是对工作的彻底再设计,是沿着社会—技术路线对工作环境进行的深刻重组。专家们借鉴库尔特·勒温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以及路易斯·戴维斯(Louis Davis)对生产工程师实践的分析,力图按照若干一般原则重新设计工作岗位:最优的任务多样性;有意义的任务组合模式,使每份工作都呈现出单一完整任务的样貌;最优的工作周期长度;在设定产量与质量标准方面留有一定余地,并提供恰当的工作结果知识反馈;将部分辅助性与准备性任务纳入岗位职责;在岗位中包含一定程度值得在社区中受人尊敬的细心、技能、知识或努力;以及让该岗位对产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作出某种可感知的贡献(Davis 1957; Davis and Taylor 1972; Emery 1959; Emery and Thorsrud 1976; Lewin 1951)。这种工作再设计绝不仅仅是把车间里的机器重新挪动摆放那么简单;它将成为在生产要求、工人人格与民主政治理想三者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物质基础。
在随后的时期里,围绕挪威样板开始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倡议,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在将这些倡议联结起来、并将其稳定为一个运转有效的思想与行动装配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张由研究者与行动研究中心组成的网络开始在荷兰、瑞典、丹麦、法国、爱尔兰以及美国成形。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场“运动”不仅赢得了研究者、顾问、雇主与政治家的热烈支持,还获得了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等国际机构的力挺。工人们被勉励通过认同产品、承担生产责任,并在作为产品与体验的工作质量中看到自身价值的嵌入、映照与升华,从而在工作中寻获尊严。工作丰富化、岗位轮换(job rotation)、自主工作小组、民主参与、自我管理、工作系统设计等主题,帮助阐明了一种关于生产世界、工人身份认同与民主社会工作意义三者间理想关系的全新构想。到 1972 年在纽约召开国际会议时,这张网络已凝聚成一场打着“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 Life)旗号的自觉国际运动:“使工作人性化”的任务如今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优先目标”(Herrick and Maccoby 1975; Rose 1983)。运动还成立了一个国际理事会,将各国的运动“节点”整合进一张相互支持且不断扩张的网络之中,以便向政府施压并确立必要的专门技能。
工作生活质量运动之所以一度威力可观,部分源于它有能力将工作领域的各类权威联结成一个松散耦合的同盟。这为各方开展计算与推进项目提供了共享的理性基础,并为他们各不相同的野心、抱负与活动赋予了焕然一新的伦理根基。经理、主管与工会人士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劳动条件,还包括工作内容、工作组织方式与设备设计;在不降低甚至可能提升效率的同时,又能顾及越来越多的雇员渴望在工作中更充分施展自身能力的诉求——这种重新设计生产的可能性对他们极具吸引力。关注自动化的技术专家与工程师找到了一套推广新型生产系统设计(包括使用机器人在内)的语言,借以改造并人性化繁重任务。系统论学者则为其将组织重新概念化为动态“开放”社会—技术系统的理论找到了新的概念与实践盟友——在这一视角下,生产系统的设计必须承认其与多变环境的持续交互及由此产生的灵活性需求。会计师与经济学家在“工作生活质量”中发现了支持引入社会审计方法与人力资源会计(human-resource accounting)等新技术的又一论据,从而使自身的专家角色与时代价值观对齐(Flamholtz 1979; Hopwood 1979)。关心工作场所工人健康安全以及工作对身心福祉之影响的医生及其他人士,也为他们略显冷门的关切找到了新的推力。而社会研究者、工业顾问与劳资关系专家,则为自己的活动找到了一套新词汇,并为自身的专门技能找到了一种同时兼具社会、政治、经济与伦理意涵的新正当性依据。
尽管拥护者满怀热忱、奔走呼号,这场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的试验最终却证明是局部且短暂的。虽然安装了埃默里与索斯鲁德(Thorsrud)挪威工程的五个实验点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但该纲领并未能如创始者所愿在挪威全国普及开来。相反,工作改革技术跨越了国界,在瑞典的沃尔沃(Volvo)与萨博—斯堪尼亚(Saab Scania)两家企业找到了自己的典范落脚点。当时的瑞典走在全国范围内实践民主法团主义的前沿:政府、雇主与工会代表联结进一个工业民主联合理事会,共同探索改造工作组织、增强工人权力、提升工会新角色并确立新型管理方法的途径,以兼顾民主、效率、生产率与平等。沃尔沃卡尔马(Kalmar)汽车工厂的试验更是获得了近乎神话般的地位。为治理日益严重的旷工与人员流失问题,沃尔沃通过一套全面的工作再设计体系成功压低了旷工率:把装配流程拆分为小组作业,允许在小组内部轮换岗位,并赋予工作小组一定自由去调整作业区布局、改变工作节奏、调整休息频次、调节装配线机器转速等等(Elliott 1978; Gyllenhammar 1977)。
尽管其他一些欧美汽车制造商也对更为有限的“工作人性化”表现出兴趣,但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总体采纳进程缓慢且平淡无奇。在英国,对这项通过工作再设计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的激进纲领怀有热情的,大多局限于少数研究者与传道者;它的宿命是被重新吸纳为提升工人投入度与满足感的管理技术,而另一条推行公司董事会工人代表制的路径则走进了死胡同(Elliott 1978)。
由此可见,就车间作业安排的根本性重构而言,工作再设计内在地依赖于其特定工人身份认同观念的显著度,并依赖于围绕“工作在民主社会中之地位”展开的更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化。人们是否觉得它切中了生产“难题”的要害,取决于政治力量、雇主、工会人士、专家与工人之间结成的复杂同盟。一旦缺乏这样的同盟,它产生实际效应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此外,20 世纪 70 年代所阐发的工作改革愿景本身过于包罗万象——它设想对工作场所的技术组织进行彻底改造——这也限制了它的渗透能力。尽管如此,无论其实际影响受到多大局限,工作人性化纲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对工作改革者而言依然魅力不减。
事实上,纵观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工作人性化观念浸润了一系列从身份认同与民主视角出发对生产展开的政治—伦理问题化。在众多不同国家语境下,围绕工作改革涌现出大量著作、论文、学术会议与实地试验。在英国,就业部于 1973 年发表了题为《论工作生活质量》(On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的官方报告(Wilson 1973)。该报告发表之际,保守党就业大臣宣布成立一个三方指导小组——耐人寻味的是,该小组围绕争议较小的“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主题组织起来(Weir 1976)。报告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壳牌、飞利浦英国公司(Phillips UK)、英国氧气公司(BOC)等企业开展工作人性化试验与案例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纷纷问世(Cotgrove and Vamplew 1971; Edward 1971; Hill 1971; Paul and Robertson 1970)。专业与学术文献详细阐发了工作再设计及生产世界改革的理论(Cherns 1973; Cooper 1973; Davis and Taylor 1972; Little and Warr 1971);1974 年由北约科学事务司(Scientific Affairs Division of NATO)资助在英格兰约克市举办的一场工作改革会议,吸引了来自 13 个国家的 18 位代表(Warr 1976)。这些工作再设计者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比马克思更少经济决定论色彩:他们将自己视为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的新型务实行动派,力图通过改革生产领域来改造整个社会生活。
工作改革运动的国际化阵容,充分说明了它所许诺的同盟——专门技能与伦理之间、身份认同与生产率之间、可操作的局部组织变革与国家经济健康治理目标之间的同盟——具有何等强大的感召力。例如,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于 1971 年设立“经济与社会变迁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Wandel)仅仅一年后,该委员会便委托塔维斯托克人际关系研究所的莉丝尔·克莱因(Lisl Klein)系统评述工作组织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报告欧洲在岗位设计与工作组织方面的新进展(Klein 1976)。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发展新型工作组织形式完全契合其自 1919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使工作更富人道色彩的一贯宗旨。该组织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小组生产方法对工作人性化之影响的重大研究(Burbige 1976),自 1975 年起在《国际劳工评论》(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上连续刊发关于工作组织的系列文章,编纂出版了《工作人性化与工作生活质量主要方面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n Major Aspects of the Humanisation of Work and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Greve 1977),并将新型工作组织形式的系统研究纳入其 1976—1977 年度计划,首卷涵盖丹麦、挪威、瑞典、法国、联邦德国、英国与美国的研究报告于 1979 年问世(ILO 1979)。看起来,所有工业化国家都不得不应对技术与社会变革的迅猛步伐;世界各地的工人都对工作条件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新型工作组织形式将为作为理性社会存在物的全体男女提供所需的心理激励;而且人们认为,无论在何处,此类创新都不仅能提升满意度,还能促进绩效、民主以及对变革的适应能力。
在这张工作改革网络中,美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工作人性化在美国浮现于这样一片争论场域之中:传统的私营企业体制似乎日益捉襟见肘,难以应对新信息技术、技术变革步伐、来自第三世界与日本的竞争,以及持续刺激消费这一至关重要任务所提出的强制要求。这些经济压力又与一系列社会政治要求交织在一起,即要求生产将适应性、创新、灵活性、卓越品质、对消费者压力的敏锐响应以及市场需求奉为核心价值。工作改革者们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能够使企业动态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一多变经济环境的公司管理模式。尽管当时重振经济活动的药方数不胜数,但工作改革纲领能够将自身方案展现得恰如其分,一如陈旧的组织科层制显得格格不入那样(Emery and Trist 1965)。
此外,人们对美国集体谈判与劳资关系体系的看法也发生了具体转变(Kochan et al. 1986)。普遍认为,美国劳工运动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衰落之后已陷入危机——规模萎缩、影响力下降,无力应对新的技术与社会诉求,并在一系列广受宣传的无工会企业劳资协议面前显得被动落伍(那些协议所涉及的议题已偏离了加薪、工作保障与福利待遇等传统议程)。工会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在这片劳资关系新环境中——其会员如今主要来自看重个人生活品质价值的公共部门雇员——工会究竟能否为自己重新找到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工作改革的诉求与纲领还对接上了另一组关切:针对大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存在“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而展开的政治问题化。美国社会一再试图赋予大企业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始终未能成功调和“经济权力集中于私人之手”与“民主理想”之间的张力;正如克里斯托尔(Kristol)所言:“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制度——甚至连奴隶制也不例外——像大型企业那样一贯不受美国公众待见。它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直至今日依然如此”(Kristol 1975: 126)。明茨伯格(Mintzberg)也指出,既然如此庞大比例的人口——无论作为工人、经理、消费者,还是作为关心自然与社会环境及无计划技术之人力代价的公民——都感到自己被企业行动与企业价值观所淹没,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便是:“究竟是谁在挥舞那一切权力?谁控制着大企业,决定它的所作所为……?巨型企业通常由其自身的行政管理人员所控制,尽管他们的权力根本缺乏合法性根基”(Mintzberg 1973: 525,斜体为原文所有)。诚然,应对这一民主赤字的方案多种多样,但工作改革得以在政府规制、工人代表制、扩大消费者与游说团体权力等纲领场域中开辟出一块强有力的阵地。在这一语境下,工作再设计许诺能够“降低身心医疗成本、提高生产率,并改善各职业层级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品质”(Work in America 1973: xv)。也就是说,生产世界的改革将成为一项以民主价值观对心怀不满者进行再教育的教化纲领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多元关切交汇所开辟的空间里,一系列全国性机构相继成立:1970 年由总统行政令设立、1971 年获国会法定授权的“国家生产率与工作生活质量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of Working Life),明确将提高生产率问题与改善工作生活质量问题挂钩;1974 年附属于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的“国家工作质量中心”(National Quality of Work Center),协助设立并评估了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到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及矿业公司的一系列示范工程;1975 年附属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资关系研究所成立的“工作生活质量中心”(Center for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致力于制定并推广提升工作场所生活质量的方案;1985 年成立的“美国工作研究所”(Work in America Institute),旨在改善工作的性质与组织方式,提高生产率并增进生活品质;此外在州与地方层面还有数不清的类似机构(Davis 1977)。
尽管“工作生活质量”运动明确强调工会参与并标榜解放价值,早先射向人际关系学说的那些批评之箭还是同样射向了它(Rose 1983)。毫无疑问,这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工作生活质量”概念的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具有解除武装、伪装掩饰与合法化的功能。这些人性化工作的梦想远不止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管理护教学、谋取私利的职业投机或平息劳工不满的权宜止痛药。它们阐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形象以及使这一形象具有可实践性的新途径,能够与众多群体的抱负和目标对齐一致:不仅包括工人、工会、经理与老板,还包括力图对工作重组进行编程以应对技术变革、国际竞争和公民新诉求所带来之“动荡环境”的政治家。“工作生活质量”表面上的强大威力,正在于它有能力将经济、工业、社会、政治与伦理关切相互转译为可实践的纲领,按照发达自由民主社会中公民身份认同的新形象来改革工作的技术与组织维度。
然而,能够使这类纲领真正运转起来的生产组织技术形式,当时只在有限领域内具备条件。在美国,尝试以接近完整形态落实该纲领的组织不过数百家,在其他地方更是屈指可数。而当这种技术转型——以单元化制造(cellular manufacturing)、准时制生产系统(Just-In-Time)、零库存水平、计算机集成制造等形式——得到更广泛普及时,它所对接上的已是一套关于生产与工人身份认同的崭新且截然不同的理想,一套看似更能将个人主义理想与群体团结理想对齐一致的观念。这些新纲领的核心词汇便是“进取/企业”(enterprise)。
进取型主体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一套新的政治理想被阐发了出来。新右派(new right)最响亮地从“忽视自主性、创业精神与个人自我激励价值”的角度将国民生活问题化。然而,这些纲领与公民自由派、传统自由主义者以及左翼激进派原本大相径庭的论点之间,却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各方都对规制型国家所攫取的庞大权力、以及围绕企业、工会与政府三方法团主义关系所形成的权力心存疑虑,并且都将各自的批评建立在“把控制权归还给作为自由个体的公民”这一愿望之上。这些政治争论成形之际,昔日居于霸主地位的西方制造业强国正围绕产品与生产阐发出另一组颇为不同的关切。在这里,生产领域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问题化:缺乏国际竞争力、产品质量低劣,以及忽视“顾客至上”的最高重要性。这类问题化将同一个国家奉为最高参照系:日本。日本在市场争夺战中构成的威胁与价格、质量、创新等诸多因素相连,但人们相信,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日本的工作实践。关于日本工人的旧神话——重群体和谐轻个人个性、重公司忠诚轻个人晋升、重顺从一致轻突破创新——被搁置一旁,让位于另一个新神话:如今人们指出,日本企业之所以成功、富有竞争力、勇于创新、高效且对市场反应敏捷,之所以拥有高质量与高生产率这一致命组合,秘诀正在于它们充分利用了雇员的能力与投入精神(Alston 1985; Pascale and Athos 1981)。无论这些关于日本工作实践的描绘真实性几何,欧美对生产领域的这种新型问题化,都将工作改革纲领捆绑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工业心理学与管理理论中逐渐成形的一种工人新形象之上:工人是一个力图通过工作实现自我的个体,而工作则是通往自我实现之路不可或缺的要素。
认为经理应当设法将工人自我实现的冲动工具化,这一观念并非发明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正是在这十年间,赋予个体一种“创业型身份认同”(entrepreneurial identity)成了对工作展开新型政治问题化的核心,同时也成了民主国家公民新型伦理规范的核心。这一时期成形的“进取/企业”政治词汇,在对当代制度形式的批判、重振经济生活与国家实力的纲领,以及一套自我伦理(ethics of the self)三者之间,建立起了灵活多用的关系组合。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从马斯洛(Maslow)到伯格(Berg)、从弗鲁姆(Vroom)到彼得斯与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的美国理论家们,绘制出了一幅全新的工人画像:工人是一个在工作中一如在生活所有面向中那样,寻求自我潜能实现与自我充实的创业型个体(参见 Rose 1989a)。在这一问题空间内部构建起来的管理学说,力图通过激活并调动构成劳动力大军之个体的自我实现抱负,来克服组织弊病,确保活力、卓越与创新。他们指出,绝不能再把工作看作强加于个体头上的束缚、秩序与单调惯例,也不能再把工人的个性与个人目标看作顶多妨碍公司目标的绊脚石。工人被描绘成在生活中——并因而在工作中——追寻意义、责任与个人成就感的进取型个体(enterprising individual)。
对于用这类语汇表述出来的管理学说而言,政治上赋予个体创业型身份认同的全新显著性,为制定一系列重振个人生存与经济存在的纲领开辟了肥沃土壤。调和已知“人性”与生产之经济要求及政治之民主要求的,不再是国家计划与政府干预,而是商业公司、各类组织与个体的“进取/创业”活动。在这里,“进取/企业”(enterprise)不仅指一种组织形式——即彼此竞争的独立单元——更指一种特定活动模式的形象:它既适用于医院或大学等组织,也适用于此类组织内部的个体(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更普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进取型自我”(enterprising self)成了雇员的新身份认同,模糊乃至抹平了工人与经理之间的界限。无论你是执掌某个特定产品事业部、统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还是在车间现场负责某组具体工序,“进取型自我”就是(was)工作中民主制度下的积极公民。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纲领大肆宣扬无论在哪里发现政府干预都要加以削减,但“进取/企业”与“进取型自我”观念并未导向废除专家对工作的干预,反而催生了寻求治理工作场所的全新策略。对个体的治理,必须遵循这样一道律令: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某种“自我企业”(enterprise of the self)来经营,通过在人生市场上作出的一系列选择,努力提升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品质”(Gordon 1991)。而管理层的任务,则是确保通过这些自主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一个自主实体都在竞争性市场中力图最大化自身优势、承担风险、力争上游、精明计算如何最有效地推进自身利益——为公司攫取最大效益。
“进取/企业”概念与实践之所以浮现为政治心态的核心,绝不仅仅是援引了几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著作的结果。它意味着开辟了一片横跨整个政治光谱的政治争论与抗争新版图:在其中,自我实现的个体成了制定和评估政治策略、改造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根基与预设前提。治理理性再一次将自身建立在关于人之主体身份认同的特定观念之上;个人身份认同伦理再一次支撑并启发了在诸多具体场域中展开的干预;而不断变化的生产体制,也再一次成为身份认同谱系学的核心场域。生产、身份认同与民主之间的新型关系,正是用这套语汇建立起来的。
结语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一种从治理视角分析工作改革的路径。我们主张对所有那些旨在使特定工人身份认同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体现与特定民主理解相契合之原则的“有计划生活管理”梦想与方案,展开实证性的分析。我们还指出,在将个体从主观和情感上联结到自身生产活动的多元尝试中,社会心理专门技能已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在各类工作改革者力图赋予工作以意义的过程中,一个阐发关于工作与工人之知识体系的空间被开辟了出来。我们认为,工作改革纲领本质上是“操演性的”(performative):它们提供了想象工作性质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又与关于“承担该工作的个体之本性”的观念相互建构。生产、身份认同与民主三者之间的对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那些声称同时掌握工作技术本质与工人社会心理本质的专门技能锻造出来的。
将工作改革置于治理的维度上加以考察,也就是间接地触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权威问题。因为在知识基础上主张拥有专门技能,是在此类社会众多领域中行使权威的伦理前提。权威之所以能够获得“作用于他人行动”的权威,取决于这类干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建立在对被治理实体本性的“真实”理解之上。在能够说服雇主对自身生产流程开展代价高昂且充满风险的试验之前,那些向管理层许诺效率收益、向工人与工会许诺个人自我实现的改革者,首先必须确立一套获得合法性认可的专业能力主张。而且,只要我们在此所分析的工作改革纲领诉诸民主原则,关于工人与工作的知识本身就必须与主流关于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和责任的观念相契合。
最后或许有必要对“成功”与“失败”这两个概念略作说明。因为我们并不关心评估这些梦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执行,也不关心测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事实上,我们认为“失败”内在于这类纲领之中。改革工作的尝试虽然永远充满乐观主义,却也永远被判定为失败,而导致失败的原因又被拿来当作下一轮工作改革尝试的依据。由于工作改革纲领并非某一种单一理论或政治立场的连贯无缝兑现,成败问题便愈发复杂: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它们是多重异质构成要素之间的同盟,在一个纲领内部看似“解决方案”的举措,在另一个纲领看来很可能恰恰成了“问题”。然而,只要治理工作世界的尝试是由从伦理理想、政治原则直到设计与干预工作技术构成的具体装置等多元要素组合而成的,就会存在一个永不停歇的对齐过程——力图使各要素彼此协调一致,以便在被民主社会视为恰当的方式下推进工作场所的技术再设计。
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要去仲裁它本质上究竟是人性化的还是去人性化的、解放性的还是囚禁性的。因为那样做就等于预先假定某项特定装置或某种特定论点本身具有固有的“好”或“坏”。相反,我们在此强调的是去分析一套不断流变的规范与实践总体、一个暂时稳定下来的观念与装置装配,以及一套在特定历史时刻力图规制和塑造工作世界与工作政治的思考及干预复合体。我们论证了,围绕工作性质展开的伦理关切本身,是由心理学专门技能所阐发的不断变化的人之身份认同——作为生理—心理机器、作为适应良好或适应不良的个体、作为寻求团结连带的社会存在、作为负责任且自主的主体、作为努力追求潜能实现的生物,或者作为“进取型自我”——所塑造的;同时也是由工作围绕其被问题化的各类议题——社会动荡、适应不良、劳资冲突、生产率下滑、国际竞争力、创新、灵活性与民主赤字——所塑造的。
从这一视角分析工作,清楚彰显了工作对于身份认同谱系学的核心意义。因为在工作中——丝毫不亚于在“私人生活”中——人类一直被要求实现自我文明化,并被鼓励去发现自我。正是围绕着工作——丝毫不亚于围绕着性——关于人类作为“人”之本性的种种真理被阐发出来,关于个体行为的规范与评判得以结晶成形。正是在与工作的关联中——丝毫不亚于在与亲密关系的关联中——各类权威获得了合法认可的资格,去宣判关于人的真理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度过一生的准则。也正是在工作中——丝毫不亚于在工厂大门之外或写字楼建筑群之外的某个天地里——我们被传授了生活行为的技艺,学会了如何雕琢和监控自己,以便成为一名普通劳工、一名流水线上或制造单元里的工人、一名工头、一名行政人员或一名经理。主体性的谱系学,必须正视生产领域中这些创造与再创造个体身份认同的尝试,同民主社会中个体治理这一更宏大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 1.葛兰西(Gramsci)这一在理论上远不那么容易定位的人物,强化了当时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兴趣,并在我们当时的一些合作者那里占据核心位置,但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并不那么突出。 ↩
- 2.事实上,这篇源自 1978 年 5 月 20 日与法国历史学家座谈讨论的文章,于 1980 年首次以法文发表(Perrot 1980a),并于同年由科林·戈登(Colin Gordon)译成英文出版(Perrot 1980b)。 ↩
- 3.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包括 Mirowski (1989)、Pickering (1992)、Shapin and Schaffer (1985) 以及 Wise (1988)。 ↩
- 4.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的《信任数字》(Trust in Numbers)虽然直到 1995 年才正式出版,但其雏形在数年前便已存在。 ↩
- 5.拉图尔曾撰文探讨“远距离行动”(action at a distance),这一表述启发了我们自己的概念提法。 ↩
- 6.在这里,我们尤其注意到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与乔万娜·普罗卡奇(Giovanna Procacci)的研究工作。 ↩
- 7.迈克尔·鲍尔(Power 1994)的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展示了看似不起眼的“审计”(audit)如何既是一种纲领又是一种技术,并且就其所能划归自身的领域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