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ing the Present 第一章翻译

为什么要研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我们自己通往治理术的道路始于一系列多样但又松散关联的问题。如此众多拥有社会合法性的权威机构，是如何且为了何种目的，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法庭和失业救济金领取处等如此多样的地点，试图干涉个人生活的？这些意图是如何表达的——无论是在个别组织和公司等相对局部的环境中，还是以更系统化、更明确的政策提案或政治纲领的形式，抑或是在更抽象的政治理论领域？此类干预计划以何种知识基础和知识主张为支撑？这些知识是源于心理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理论领域，还是源于其他知识主张，抑或是“常识”？是什么样的手段使得这些干预成为可能，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现有的手段（instruments），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新发明的？支撑这些努力的，是对被干预对象的无论是明确还是隐含的哪些理解，这些理解又是如何塑造或重塑了这些人理解和对待自身的方式？在“自由”社会，即那些宣称国家权力有限、尊重个人隐私的社会中，干预个人生活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该如何分析在我们写作的背景下——即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北欧和美国——涌现出的规划、策略和技术？在这个时代，国家正试图从许多领域退出，而选择、顾客和创业型自我（the entrepreneurial self）这类理念正大行其道。最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证探究和概念工具，才能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可以提升我们评估其后果能力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或许甚至可以介入其中？我们并非从治理术这个术语出发，但我们自己为解决这些经验和概念问题的尝试，最终被归入了这个术语之下。在这篇介绍我们几篇关键论文的引言中，我们冒着过分强调自身工作而忽略他人的风险，试图追溯这条道路，并从我们自己的视角，为这个现已被（无论好坏）称为“治理术”的研究领域提供一些启示。

从意识形态与意识到治理与伦理 (Fr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to Government and Ethics)

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和一种特定的政治时局，促成了我们构建这些问题的方式。这种政治理念最初是以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表述的。当时的激进思想——我们说的是 1970 年代——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控制之下，但这是一种试图摆脱经济决定论束缚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人一样，我们认为，对于过去 150 年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然成形的各种社会权力形式来说，经济生活的组织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同样也和另一些人一样，认为当代形式的金融、跨国股东资本主义很难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公式来理解。无论如何，经济权力只有在特定的法律体系、关于工作组织和利润定义的一套观念、以及塑造个人和集体希望、抱负和能力的一套制度安排等等的基础上，才能维持自身和进行再生产。至少，资本的积累和分配与个人及其能力的积累和分配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来理解这些复杂机制（apparatuses）——法律和刑事司法系统、社会保障、社会工作、教育、医疗、家庭，乃至经济生活本身——的运作。我们认为，它们不能被看作是所有权经济关系或商品形式的简单——甚至复杂——的效应，并因此与它们捆绑在一起，必然随之改变。如果这些机制（apparatuses）和实践要成为政治干预和变革的场所，我们就需要理解它们的运作机制。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在各种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式：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和尼科斯·普兰查斯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费迪南·德·索绪尔及其追随者，包括从巴赫金到巴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到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了那些无法通过常识和直接观察获得的、支撑并使我们所能看到、思考、理解甚至感受到的事物成为可能的关系集合。这重塑了意识形态领域——在马克思主义中，这长期以来是处理我们所关心问题的途径。

尽管形式多样，复杂程度各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指向的是一个由虚假观念构成的领域，其社会功能在于掩盖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并使其合法化。但是，从这些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不能再被视为关于观念的问题，不能再作为虚假或伪装的领域被批判，也不能再用其社会功能来解释。它由多种机制构成，而这些机制本身就是复杂的集合体，各自拥有其得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们的运作与一种特定的词汇或语言密不可分，这种语言以有意义的方式限定了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做。并且，这些机制中充满了个性或主体性本身也被塑造以适应他人的期望和要求的人。在这种背景下，批判性分析的新任务变成了理解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apparatuses）的形成和运作，以及那些在其中并经由其构成的人。

在通往治理术分析的曲折道路中，这一思想配置中的一些元素始终相对稳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要理解人们的所思、所言和所为，就必须尝试去识别那些让这些事情变得可想、可说和可为的默示前提与假设。一些元素发生了转变。例如，将结构视为封闭的差异体系的观念，让位于一种更松散的概念，即开放的规律性体制，这种体制并非组织在存在与缺席、自然与文化等二元对立中。有些元素则经不起分析的考验。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概念在许多方面被发现存在不足。因为它预先假设了从宗教到学校教育的这些机器的作用最终——并可能是间接地——是为了满足经济功能，为了再生产生产关系。它在修辞上将这些机器与一个国家的观念联系起来，却没有充分说明那个神秘术语的含义。它未能以任何可用的方式揭示其将现实划分成的不同“秩序”——“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系，而“相对自主性”的概念也证明不过是空谈。它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已经预设了研究对象是具有某种功能的谬误（falsehoods）；而我们则迅速地对真理问题本身更感兴趣，同时也更关注真理的生产方式，以及在特定领域中生产出真理效应所带来的后果。并且，其以拉康的形而上学为框架在主体性问题上所做的姿态也太过宽泛，尽管最初作为对抗乔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等先验人本主义（他们只能将权力视为对人类主体本质的歪曲和压制）的方式颇具吸引力。将主体视为生产关系的承载者或支撑物，并将其简化为由这些关系所创造的位置和功能的这种观念，无法让我们去分析主体形成模式的多样性与可变性，也无法分析在特定实践中所催生并规约的自我关系。

正是在 1970 年代的这个时刻，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进入了英国的辩论。当然，他关于疯癫的书在 1960 年代中期以节选本的形式被翻译成英文，我们各自都曾在我们对精神病学激进政治的不同参与中运用过来自该书和其他类似分析的思想。但是，那本书的影响，至少在最初，主要局限于在精神病学和医学领域及其周边工作的人。福柯对临床医学诞生的分析也是如此，尽管这两本书都清楚地表明了关于个体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与人口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临床医学的诞生》以一种精确且直接的方式展示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新的思维、行动和与自我建立关系的方式是如何出现的，它们以各种构成性的方式与新的政治和健康价值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与工厂里的新生产形式、城镇里的新生活方式以及管理人口和流行病的新方法相联系。它展示了一种看待疾病和实践医学的方式——那种在他写作之时正开始发生变异的临床医学——是如何在各种异质发展的交汇点上形成的。这些发展的范围包括援助法律的变更，到一种新的疾病哲学；它们共同催生了新的主体性形式——无论对于病患还是医生皆是如此——而这些主体性又体现在一套与之不可分割的实践当中。在这些历史和实证分析的形式中，观念与实践之间备受珍视的区别与其说被“解构”（deconstructed）了，不如说是被绕过了。在这里，没有对相对自主性、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或辩证法做出任何姿态；相反，它有的是对那些微小而分散、共同催生了新事物的事件所进行的精确、严谨且充满学识的追溯，而这一过程又不可逆转地重塑了人类的本体论和伦理学。

《规训与惩罚》几乎立即被翻译成英文，无疑得益于其对规训和监视问题的明确关注，帮助引发了人们在权力思维方式上更为广泛的转变。对监狱诞生的分析拓展了福柯先前关于自我治理的分析，并生动地揭示了个体化是如何成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尽管其焦点在于监狱，但规训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监禁手段。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监狱这样的监禁机构中产生的行为工程学和行为正常化，提供了一种更普遍的社会权力技术。这样的视角揭示了，无论是发生在工厂还是在教室，由一大批社会与主观存在的琐碎管理者（a vast array of petty managers of social and subjective existence）所扮演的重要的正常化角色（the important normalizing role）。福柯用于分析的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开启的分析模式和研究精神，以及研究的焦点：即在对我们当下的知识、权威和主体性关系进行批判性考察时，我们应该研究谁和研究什么。

我们在整个 1980 年代所做的分析，也采用了这种形式，只是在规模上要更为有限一些。我们追溯了许多这类渺小的人类灵魂工程师（little engineers of the human soul）的诞生与活动，以及他们那些平凡的知识、技术与程序——这些人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医生、会计师、社会工作者、工厂经理、城市规划师等等。在此过程中，我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区域史，其重要性也并非只局限于那些对这些特定局部领域感兴趣的人。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理论或方法，能够处理我们认为重要的那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与场域。政治学家们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何为重要的——国家或政治机器。政治史学家关注的是伟人及国家大事。而哲学史家则聚焦于哲学经典中的伟人，即便他们的思想被置于所谓的“历史背景”中也是如此。但是，至少对我们而言，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我们当下的政治史，需要通过我们所研究的那些小人物的活动来书写，而这些人物在其他研究方法下基本上是不可见的。因为，所谓的国家（那些在使用这个词时似乎对其含义毫不困惑的人是这样称呼它的），正是只有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活动才能够进行治理。

我们各自及共同的工作，都曾聚焦于这些五花八门且通常地位低下的专业知识的历史上：会计史、管理史、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史，以及社会工作和教育史。然而，这些看似迥异的领域似乎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像标准成本计算法（standard costing）和心理测量法（mental measurement）这样看似千差万别的技术，似乎不太可能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确实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关注规范及其偏差；都关注如何使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并且都关注所有那些能够在不每天告诉人们如何生活、做什么决定的情况下，作用于个体行为以推广规范的手段。我们当时在各自学科的边缘工作，关注的似乎是琐碎、平凡的问题，是灰色的文献，是历史中那些远离世界体系、现代化、全球化等宏大理论的小人物。然而，我们越来越相信，正是因为我们那些小人物的工作——他们既有自己的抱负，也有被强加于身的抱负——再加上他们那些小小的手段（instruments），统治才得以真正发生。只有通过这些方式，国家的“冷酷巨兽”才得以真正试图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与自身和他人的互动，以及他们与各种社会权威的表现形式的关系。正是这些权威——无论它们是被质疑、被抗议、被钦佩还是被向往——才使得国家进行治理成为可能。在试图剖析这种治理活动时，我们愈发聚焦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感兴趣的三个轴——真理的生产体系、权威的运作模式（regimes of authority）和主体化的实践。

也许第一个关键的转变是“从为什么到如何”。研究国家的理论家们探讨的是“为什么”类型的问题。为什么某个事物在特定时间对某些人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通常通过诉诸阶级或职业“利益”等预设概念来回答。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新的机构，或者为什么一个现有的机构会发生变化——这个问题通常通过指向现代化或个体化等全球性进程来回答。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而是“如何”，从而减轻了因果关系的重负，或者至少使其多样化，并使我们能够回避“解释”诸如国家、阶级等难以消化的现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认为，尽管那些以这些术语写作的理论家们声称如此，但这些现象通常并未得到解释。相反，为什么不满足于追溯小历史及其交叉的轨迹呢？为什么不从事件和实践的独特性、定义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条件来研究它们呢？为什么不关注相遇、力量的博弈、障碍、雄心和策略、手段、以及它们出现的多个层面呢？为什么不，如福柯所说，关注事件，关注构成一个事件的条件——“事件化” (eventalization)：“在人们倾向于援引历史常数、直接的人类学特征或对所有人一律适用的显而易见之处，使一种独特性变得可见。表明事情并非‘那么必然’……揭示因果的增殖（causal multiplication）这一程序：根据构成一个事件的多个过程来分析它”（Foucault 1996: 277）？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开始辨识出那张由各种关系和实践构成的网络，正是这张网络最终导致了特定的治理方式，以及塑造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特定尝试。

还需要进一步的转变。我们对主体性感兴趣。但是，当其他人试图书写主体性的历史，试图识别某些实践对母亲、工人、儿童等主体性的影响时，我们发现这并无助益。因为，除非人们预设人类主体有一种普遍形式，除非人们将作为道德自主性的主体性置于特权地位，除非人们在充满争议的心理学学科中采取某种立场（例如精神分析），否则那个问题——某些类型的经历对卷入其中的人类心智生活的影响——是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只能在某些关于人类心智过程的明确或隐含的假设基础上才能得到回答。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预设所呈现的历史形式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由谁持有何种关于人的观念——无论是作为公民、学童、顾客、工人、管理者还是其他身份——这些观念是如何被问题化的，以及又是如何设计出与那个同时也是主体的客体相适应的干预措施的。

那么，该如何进行呢？再一次，这只需要视角的轻微转变。我们不再书写关于自我或主体性的历史，而是研究个体与自身及他人关系的历史，以及作为其关联物和可能性条件、并使其关系可以被作用的实践。我们关注的不是他们是谁，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想成为什么，他们据以判断自己并被他人判断的语言和规范，以及根据那些理解，他们对自己采取的行动和他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些都是真正可以研究的经验和历史问题。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主体理论”（theory of the human subject）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这样的理论正是谱系学分析的对象。人们可以考察的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性技术 (technologies of subjectivity)，即当个人判断和评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试图掌握、引导、控制、拯救或提升自己时，所涉及的目标、方法、对象、技术和标准。这正是福柯在他后期著作中称之为“伦理学” (ethics) 的关注领域。当然，当这种引导是由他人进行时，人们也可以提出这些问题。保罗·韦纳（Paul Veyne 1997）再次论及了这一点。没有普遍的治理主体：被治理者可以被构想为需要教育的儿童、需要引导的羊群成员、需要拯救的灵魂，或者，我们现在可以补充，需要被赋予权利和义务的社会主体、需要通过自身自由选择来实现其潜能而得到帮助的自主个体，或者需要以风险和安全逻辑进行分析的潜在威胁。因此，研究的不是主体，而是主体化，作为一种作用于行动的行动模式。这不是一种因为人本主义那真实的、能够自我实现的主体被规训碾压而进行的批判，而是一种认识到以下事实的路径：我们自己关于人类主体的观念——即一个独立的、能够选择的、具备自我反思能力并追求自主的个体——其本身就是主体化实践的产物，而非用来批判这些实践的非历史性的基础。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采纳了米歇尔·福柯在他关于治理术的简短论述中仅仅是勾勒出的部分术语和概念。在发展我们自身方法的道路上，我们更愿意不去做福柯学者。我们精挑细选，从别处借鉴思想和概念，自己也创造了一些，并花费大量时间与那些在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旗帜下聚集起来的研究小组以及其他地方的同仁们讨论具体案例。尽管有些人开始将此称为英国治理术学派（British School of Governmentality），但这样的称谓颇具误导性。在英国，以及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在美国出现的，是一个非正式的思想共同体，旨在打造一些工具，通过这些工具，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我们当下的形成过程，从而理解它可能如何被改变。

治理术的实验室 (Laboratories of Governmentality)

我们并非一开始就打算创建一套关于治理术的普适理论，而是从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着手。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地选择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塔维斯托克诊所（the Tavistock Clinic）、应用心理学史、会计与管理学的谱系学：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都以其不同的方式，使得一个优秀的经验主义者无法将社会、个人和经济维度分离开来，因为它们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开始日益认识到，这种内在关联性——即人的塑造过程可能同时关乎社会权威寻求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提升生产力和增进社会福利——本身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学术生活的分科化倾向于抹去这些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却又在公开场合倡导着跨学科研究的事业。

我们从事的并非一种思辨性和实验性的理论构建工作，而是某些更有限的事情：即打造一套能够对这些实验室场所进行分析的概念。我们的论文发表在那些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关注的各种地方——社会学期刊、人类科学史期刊、会计学期刊、管理学期刊等等。即便在那里，即便是对我们那些更像是专著的出版物，许多人也感到困惑，有些人则怀有敌意——他们会问：这些是历史学、社会学、批判理论，还是某种变了味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们之间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另一些人，通常是那些处于学术生涯早期阶段的学者，发现我们正在发展的方法对他们也很有用。一篇关于主体性和社会生活的治理的初期的论文，基于我们对塔维斯托克诊所和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工作，发表在了《社会学》杂志上 (Miller and Rose 1988)。这种方法避开了主流社会理论家的视线，但却被其他在新兴的次要学科——如心理学史、会计学史、医学史和专业权力（professional power）研究——中工作的人所采纳。

权力问题是这些局部研究的核心关切，但我们的目的并非发展一种关于权力理论。或者说，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种与政治理论家、政治评论员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通常分析的截然不同的权力形式。这是一种没有中心的权力，或者说是有多个中心的权力；是一种能够生产出意义、干预措施、实体、过程、客体、文字记录乃至生命的权力。自由问题对这些权力形式至关重要，因此也对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这是由当时的政治背景所促成的，在那个背景下，自由已成为政治光谱中各种派别的政治咒语（political mantra）。我们的目的不是以更真实的自由之名去批判虚假的自由，而是旨在揭示当代权力形式是如何建立在自由的前提之上的——这是一种受规制的自由（regulated freedom），它鼓励或要求个体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自身的状态，与他们可能或应该成为的样子进行比较。

在这里，我们借鉴了我们自己关于心理科学（psy sciences）史及其在“塑造”人方面的作用的研究。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认为，这些科学是围绕着特定的“涌现界面”（surfaces of emergence）而形成为学科的：其发展路线并非从纯理论到应用，从学术界到应用场域，从正常到反常，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在围绕着反常、差异和偏离等问题的过程中，心理科学学科才得以成形。正是由于它们被认为或声称拥有技术能力去基于对人内在运作机制的了解来理性地对人进行管理，它们才获得了社会公信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具有压抑或社会控制的功能，也不是说它们已经发展成熟到可以被人本主义所批判，或可以被从那种旨在解放所谓真实、本真主体性的渴望中去批判。恰恰相反，真实、本真的主体性这一观念本身，就有一段与心理科学领域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在整个二十世纪变得日益重要的心理科学权力——无论是在军队、工厂、学校还是家庭中——实际上是通过识别和管理这种真实的主体性来运作的，即在那些试图管理人的人的雄心与被管理者自身的真实愿望、欲望和天性之间锻造一种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心理科学领域批评为个人主义的那些声音，实际上反而促进了一种专业知识的形成，这种知识能够合法地、甚至治疗性地、在个人和集体层面管理人——无论是以群体的观念、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自我实现还是其他任何方式。

因此，我们感兴趣的权力形式，其运作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和不同的领域。它们同等地、共同地对个体和集体发挥作用。它们既能在最私密的领域——如性行为或饮食习惯——中运作自如，也能在最非人格化的领域——如时间表、工作计划和会计系统——中游刃有余。并且，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权力形式的运作是“超越国家”的：它们既不以国家为起点，也不以国家作为权力的象征或中心而告终。

治理术的形成 (Governmentality Takes Shape)

我们自己将这些分析模式系统化的尝试，始于一篇对经济生活治理的分析，该文发表在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上时，曾引发了一些争议（Miller and Rose 1990 [本书第二章转载]）。与此同时，在 1980 年代末，我们开始撰写一篇题为《砍掉国王的脑袋》的长篇研讨论文，并将其广为传阅以征求意见；该文随后于 1992 年发表在《英国社会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a/Sociology》上（Rose and Miller 1992 [本书第三章转载]）。我们从福柯自己关于治理术的零散评论出发。但我们的目标是从中生成一套概念工具，这套工具既能概括我们一直在实证分析中所做工作的特点，又能更直接地与政治权力及其各种形式的问题空间建立联系。为了理清思路，我们四处寻求帮助。我们从许多地方借鉴了概念和方法，这些来源大致可分为四类。

首先，是那些在广阔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还是某种混合体。像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ion）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这样的学者已经证明了聚焦于非常具体的实践和事件所能带来的益处，同时又能从中提炼出一些更普适的教训，例如实现远距离干预的条件。伊恩·哈金（Ian Hacking）也同样将对具体实践（如统计学）的分析与更宏大的理论或哲学反思联系起来，而他的反思总能切中那些棘手问题的要害，避免了某些学者更热衷于徒劳焦虑而非着手分析的通病。许多其他人也为这个仍在扩展且影响日增的文献领域做出了贡献。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最重要的教训在于必须聚焦于手段 (instruments) 和干预 (interventions)，即便我们觉得有必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或与权力模式更明确的联系来补充这一点。我们广义地理解手段这个概念，它不仅包括实际的工具——如工具、天平、测量设备等——也包括与它们相关的思维方式、智力技术、自我分析的方法等等。而我们对干预概念的理解，则要求我们去详细分析干预实际上是如何被执行的，以及是哪些技术和科技使得干预成为可能。

第二类著作探讨了“经济（economy）”。20 世纪中叶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工作，至少向我们清楚地表明，“经济”并非一个具有自身自然法则的既定领域，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思想事件中作为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被带入存在的，并且它会随着这些思维和行动方式自身的转变而转变 (Polanyi 1944; Schumpeter 1954)。这项工作凸显了经济计算的建构性作用，及其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式、经济话语和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是这些“塑造”了经济，因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由某些思维和行动方式构成的区域，反过来它又建构着思维和行动的方式。经济理论、法则和概念，如盈亏、边际收益、均衡等等，连同它们相关的计算技术，与其说是描述经济生活，不如说是使其成为可能和可管理的。这种计算方式与管理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一组松散关联的著作中得到了展示，这些著作的作者工作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缘地带 (Cutler et al. 1978; Thompson 1982; Tomlinson 1981b ; Tribe 1978)。那些更专注于会计学的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我们应该关注计算实践，并探索这些实践如何塑造我们构建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选择框架的方式，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管理他人和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 (Burchell et al. 1980; Hopwood, 1983)。与此同时，其他人则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何如此信任数字的 (Porter 1 995; see also Hirschman 1977)。

第三类著作聚焦于专业（professions）与专业知识（expertise）。虽然像伊里奇 (Illich) 这样的人试图揭穿或否定专业知识，像弗里德森 (Freidson) 这样的人将专业（professions）描绘成自私自利的群体，但其他学者如托马斯·哈斯克尔 (Thomas Haskell) 和哈罗德·珀金 (Harold Perkin) 则更关注对专家的遵从是如何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乃至社会生活的核心结构与肌理之中的。我们对专业知识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与传统的专业社会学的文献区分开来。我们发现，后者在经验上过于局限，在理论上也不尽如人意，因为它预先判定了许多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缩小了分析的范围。这并非因为我们认为更传统的专业（professions）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关注那些在日常生活缝隙中涌现出的大量次要、琐碎的专业知识同样重要。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些群体如何为自己划分势力范围、追求自身利益，或使自己成为社会政治力量，尽管所有这些问题都意义重大。我们也不关心批判他们的帝国主义或专业霸权。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类专业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那些似乎需要专业技能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历史上浮现的？围绕这些问题开始形成的新的领域和圈地是怎样的？以及，那种专业知识本身是如何使得以新的方式引导行为成为可能的？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专业知识，它们的特殊能力源自于对人的了解——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集体的人。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如何促进问题化个体行为和干预个体行为这一双重过程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能够在不侵犯个人行为形式上的私密性的情况下，去塑造和管理“个人”行为的。

第四类著作，源于那些与福柯关系更为密切的学者，它们帮助我们拓展了实证研究的范围，也使我们能够反思一些我们自己正开始尝试的概念。雅克·唐泽洛 (Jacques Donzelot) 探讨了家庭的“管治”（the ‘policing’ of families），罗伯特·卡斯特 (Robert Castel) 探索了“心理学”领域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发展，而乔万娜·普罗卡奇 (Giovanna Procacci) 则考察了十九世纪对贫困的治理 (Deleuze 1988, 1989; Gordon 1991; Procacci 1993; Veyne 1997)。乔治·康吉莱姆 (Georges Canguilhem) 以一种独特的模式，几十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生物科学的卓越研究，将它们描绘成“求真“话语 (veridical discourses)，即被阐述真实命题的愿望所驱动的实践。伊恩·哈金 (Ian Hacking) 关于塑造人（making up persons）和人类种类的循环效应（the looping effects of human kinds）的研究，则帮助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造物？和他一样，我们将我们的工作部分地视为一项关于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的工作，研究我们认为自己是何种人，我们是如何在这样的描述下理解自己，以及这带来了什么后果。事实上，我们自己关于个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主体化话语和技术的历史研究，不仅表明了将它们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表明了主体性是三者共同的利害关系，而将它们分开本身就必须被视为一项历史成就。此外，在一系列社会科学家对福柯的著作进行评判并认定其有罪的激烈批判声中，也有一些对福柯本人著作的敏锐反思文章，帮助我们开始理解这个常常令人困惑的概念、对象和实践的阵列。

我们当初完全没想到，我们关于治理术的著作，连同福柯本人关于这一主题的有限评论，会为 1990 年代“治理术研究”（governmentality studies）的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点，也没想到我们的许多表述和概念工具日后会被追溯性地归功于福柯。尽管我们确实本着跨学科的精神写作，或者说至少是不考虑学科界限的，但我们当初根本无法预料到随后出现的在如此众多学科中以治理术为名的各种研究的广度和范围。在回应 1990 年代中期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相当奇怪的评价时 (Curtis 1995; Miller and Rose 1995b)，我们确定了这类工作的第一阶段，其中包括对以下方面的调查：社会保险的出现 (Defert 1991; Donzelot 1991a; Ewald 1986)；教育 (Hunter 1988, 1994)；会计 (Hopwood and Miller 1994; Power 1994)；犯罪控制 (O’Malley 1992; Stenson 1993)；失业的调控 (Walters 1994)；贫困与不安全 (Dean 1991; Procacci 1991, 1993)：发展战略；医学、精神病学和健康规制（the regulation of health） (Castel et al. 1982; Castel 1988; Greco 1993; Miller and Rose 1986; Osborne 1993)；儿童虐待和性犯罪 (Bell 1993)；以及新的赋权相关的社会策略（new social strategies of empowerment）(Baistow 1995; Barron 1995; Cruikshank 1994)。正如我们当时所说，这些文献当然不构成一个同质的“学派”，不同的作者遵循了不同的路径，探讨了不同的问题。我们指出了这类方法如何在一系列学科的研究人员中被证明具有吸引力——尽管并非没有问题——包括政治哲学 (Hindess 1996; Tully 1989) 和社会史 (Joyce 1994)，以及这些研究与一些更广泛的文献相关，后者虽然没有明确借鉴治理术的概念，但与之有明显的关联 (Hacking 1990, 1991; Meyer 1986a; Porter 1986, 1992)。

在随后的十年中，大量其他研究相继发表，涉及治理儿童、难民、城市、乡村、中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和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以及欲望、恋童癖、工作场所、购物中心、安全与不安全、犯罪、疯癫等等更多主题。这些研究涵盖了从历史学到人文地理学，从文学研究到法学，从经济学到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治理术”研究最初在英语世界——尤其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兴起，现在则在德国、瑞士、北欧国家蓬勃发展，甚至在法国本身（在多年忽视福柯及其遗产之后）也同样如此。

实践与理论化治理术 (Doing and Theorizing Governmentality)

如今，有许多对米歇尔·福柯讲座的细致文本分析，这些分析关注短时间内术语和用法的细微变化。随着他 1978 年关于《安全、领土与人口》的讲座课程（他在其中引入了“治理术”这一概念）的出版，对治理术的关注将会增加 (Foucault 2007)。其他人则采取不同的路径，试图构建一个关于治理术的普适理论。毫无疑问，这些工作有其一定的价值，尽管我们觉得它们大多没什么回报。我们自己的方法则较为宽松。在我们上文勾勒的广阔精神框架内，我们反思了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治理指的是引导行为的话。如果个体或集体的行为似乎需要引导的话，那是因为其中某些方面在某人看来是有问题的。因此，从探究这种将事物问题化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入手，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化” (problematizing) 这个术语是界定这个过程的一个有用方式，因为它消除了“问题” (problems) 这个词的不言自明性。它表明，“问题”并非预先给定的，不是躺在那里等待被揭示的。它们必须被建构并使其可见，而建构一个问题领域是一个复杂且通常缓慢的过程。各种议题和关切必须被呈现为有问题的，这通常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域、由不同的行动者来完成。后者可能采取的形式包括受认可的专家或专业人士、压力团体、政治家、企业领袖、媒体等等。它可能涉及的场域可以多种多样，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街道或购物中心，事实上，几乎任何可以被转变为被认为需要治理的区域，都可囊括在内，即使它尚未被如此看待。无论是根本性的还是非根本性的意见分歧，都必须得到处理，并以某种方式使之协调一致。并且，在一个地方发现的困难必须与在别处发现的困难联系起来，这样它们似乎就具有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可以成为解释它们，或许还可以成为设计应对策略的基础。

一旦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认为存在一个需要纠正的问题的共识，这类问题通常就会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表述，或者至少是用一种能使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对话的语言来表述，即使他们对问题的解释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许多问题在某个阶段会用一种或多或少形式化的知识来阐述。有时，专家对问题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在早期阶段就出现了；有时，正是这种形式化使得问题得以稳定——例如，失业、适应不良或依赖问题；有时，形式化是在事后才出现的，问题空间被视为一个可供探索的肥沃领域。无论如何，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当一个问题成为那些声称拥有来自一个或多个发展中的社会和人文科学专业知识的人的分析焦点时。然后，这个问题就可以根据所涉及的不同知识体系的各种，有时甚至是相互竞争的规范来进行评估。几乎可以肯定，个人或集体的行为的某些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对该问题负有责任。这种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的、邪恶的或以某种方式有害的。它可能被视为非生产性和低效率的。或者，它可能仅仅被认为在某种理想或最佳的健康、幸福或满足状态方面是不足的。

同样重要的是，所讨论的行为必须变得易于干预。它必须能够接受某种或多或少理性化的一套技术或手段，使其能够被作用并可能被改变。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同时提出一些纠正措施，那么仅仅识别一个问题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坚固性和分离性被削弱了。或者换一种说法，问题化的活动与设计寻求补救它的方法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如果一个特定的诊断或工具似乎适合一个特定的“问题”，那是因为它们被制造成相互适合的样子。因为，想要进行治理，似乎就需要提出干预的技术——否则就会被视为仅仅是批评家或哲学家而被忽略。简而言之，思想若要变得具有治理性，就必须变得技术化。

我们采纳了福柯那个颇为别扭的新词——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并开始剖析这种治理艺术的两个不同方面。我们将其中之一称为治理的“理性” (rationalities) 或“规划” (programmes)，另一个则用“技术” (technologies) 来指代。通过这个我们并不认为是指代现实中不同领域的区别，我们意在表明，一方面，一种表述和认识现象的方式，与另一方面，一种为了改变它而作用于它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问题并不仅仅在思想中自我呈现——它们必须以一种可实践或可操作的方式被呈现为可思考的。理性是思维的风格，是一种把现实呈现为可思考的方式，使其易于计算和规划。我们试图提出一些可以用来识别这些风格的维度——就其内在的道德性、它们所依据的知识形式、它们的语汇和修辞，以及它们预设和实施的权威分工而言。我们使用“理性” (rationalities) 这个复数词是为了表明，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理性（rationality），可以与之对立地提出一种非理性，而是存在多种理性，多种理性的形式。这里没有年鉴学派意义上的“心态” (mentalities)，即集体信仰或幻觉的结构，集体或个人的意义结构，更不是概括一个时代的总体心态。这不是一种预设了同质性或时代精神 (Zeitgeist)，或某些封闭、自足的思想或态度体系的分析。但是，这种方法确实与年鉴学派的工作有某些共同之处：即都拒绝一种以战争、国家、伟人为基础书写的政治史。没有连续的历史叙事或关于展开的哲学，也没有通过其起源来解读当下的做法。没有必然性——脆弱、机遇、偶然性造就了人类的现状。没有单一的历史时间，而是多个时间，以不同的速度、根据各自的轨迹运行；多种形式的理性，在特定地点、针对特定问题形成。我们的焦点尤其在于求真知识 (veridical knowledges)，即那些声称具有真理地位并以消除错误为核心规范的知识。但是，至少像年鉴学派中的一些人一样，我们共同关注经验是如何变得易于思考的，以及在某些描述或标签（无论是疯癫、贫困、犯罪还是其他）下对事物和人进行排序的后果。

我们的另一个维度是技术性的。技术 (Technologies) 是由人员、技巧、制度、以及用以引导行为的手段所构成的集合体。因为，理性 (rationalities) 若要变得可操作，就必须找到某种实现自身、将自身工具化的方式，我们将这些方式称为“技术”——关于人的技术 (human technologies)。它指的是所有那些设备、工具、技巧、人员、材料和机制，它们使得权威能够想象并作用于个体和集体的人的行为，即便这些人身处通常非常遥远的地域。这些集合体实现了我们（不严格地借鉴布鲁诺·拉图尔的著作）所称的“远距离治理” (government at a distance)。理性与技术，思想与干预，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人们正可以通过这两个维度来描述和分析各种治理术，并开始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评判。

治理术的家族 (Families of Governmentality)

我们认为，虽然可以识别出多种治理术，但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这些使问题变得可思考的方式中也可以辨别出家族相似性。这些并非相互接替的时间时代，而是思维和行动方式上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体现在多个轴向上。在治理的对象和目标的概念、不同权威的不同角色和责任、政治和干预的性质与限度、理解问题的方式、所借鉴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形式，以及治理主体本身的概念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我们还提出，治理术通过进入批判和危机时期而发生变化，在这些时期，多种对失败的感知汇集在一起，并提出了替代方案——因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失败是另一种模式形成的机会。正如我们所说，而且这种说法常常被误解为一种评价：治理术是永远乐观的，但治理本身是一项天生注定会失败的操作。

为了便于探讨，我们（可能以一种过于简化的方式）提出，可以识别出三种治理术的“家族”。

我们提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需要被分析为一种治理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在这种模式下，国家通过划定其外部的区域——如私人生活、市场、公民社会等等——来进行自我限制；这些区域拥有其自身的密度和自主性，而不仅仅是“国家理性”的产物，可以被随意地认知、支配和管理。但是，政治机器（political apparatus）依赖于其外部多个治理主体的活动——教会、慈善组织、工会和互助会等等。然而，正如我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所看到的，这些主体的能力受到了质疑，政治机器本身也开始将其义务扩展到新的领域。这些便是现实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的治理发明，而它们又受到了自由主义哲学家们的诸多批评——这包括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医疗供给、各种类型的教育供给、国家官僚机构角色的扩张，即所谓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政府与行政革命”（Victorian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等等。

我们称之为“从社会视角“（from the social point of view）进行治理的模式，其基础是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种论点，即“政府要么是社会的，要么就不复存在”（government would have to be social or it would cease to exist），如果想要对抗无节制的市场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双重威胁，一种社会式的政府就是必要的。这是最初的旨在拯救私有企业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其方法是将主体转变为拥有社会权利的社会公民。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乃至“社会”（the social）本身的发明而变得技术化。它带来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国家是个体福利的最终保障者，但它又需要采取策略来实现这一点，保证不破坏个体的道德和责任感。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的社会专业人士的发明（new professionals of the social），以及通过家庭和家庭生活向公民灌输公民德性的新形式。

我们所称“高级”（advanced）自由主义形成于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尽管它已由哈耶克等战后初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预示。虽然当时这些思想家处于边缘地位，但到了 1960 年代，我们看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对过度膨胀的国家的批判——这不仅来自新自由主义者，也来自古典自由主义者、福利国家的左翼批评者，以及主张以人权对抗当局权力的人士。这些批判既在一般层面上阐述，也在各种地方性实践中形成。

当左翼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因其无力提出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基本上失败的时候，政府思想的创造力来自右翼，并在多个方面展开攻势。市场的理性与技术被扩展到以前豁免的领域，如医疗和教育。它涉及从一个中心，通过远距离治理这一强大手段，来部署新的治理技术：这些手段表面上看似增强了各区域、个人和实体的自主性，但实际上却将它们包裹在新的规制形式之中——如审计、预算、标准、风险管理、目标、法律的潜在影响等等。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对被治理主体的观念：这些主体将是自主和负责任的个体，能够自由地选择如何行为和行动。我们看到在经济生活和社会保障的治理政策中，涌现出了新颖的激活与责任化（activation and responsibilization）策略，以及新型的关于激活的专业人士。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伦理的诞生，即积极的、主动选择的、负责任的、自主的个体有义务去自由，并要像生活是选择的结果一样去生活。显然，某些关于主体性的心理学观念——它们出现于二十世纪，尤其是在其后半叶——对于我们以这种方式想象自身，并以自由之名对自己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当然，这些治理术不断被判定为失败，并有新的解决方案被提出来。第一个解决方案或许在于将社群作为一种核心治理手段的观念的出现，从而使得身份认同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取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现在，或许，随着一种新的问题化——即关于不安全、风险和预防——的形成，这一整个自由主义治理术家族正面临压力。

关于治理术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ality)

如今，在近二十年后反思这些发展，或许有可能识别出一些独特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很有用，并对他人如此有吸引力。

首先，是它所提供的这样一种鼓励：即去跨越或无视个人、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领域之间的区分，而是将它们视为需要相互关联和相互重叠的探究策略。20 世纪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这些领域的分割；这不仅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学术体系，并且将这种区分，看作是对现实世界某种自然划分的一种思想上的反映。从治理术的角度分析这些领域的一个好处是，人们被迫认识到促成这种差异化共同产生的历史过程。因为，学科的差异化与诊断和试图作用于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差异化方式的发明是共同出现的。要从经济绩效的角度诊断经济的弊病，或从适应不良的角度诊断个人的弊病，既需要形成不同的学科，也需要形成干预相关领域的工具。这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观察，一个能让我们对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等后果做出宏大论断的观察。这更像是一个谱系学的（genealogical）观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考察那些为了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而出现的具体规划、项目、技术、诊断、愿望等的共同浮现，就可以辨识出这一点。

其次，是在理解社会权威寻求塑造和塑造个人行为的各种方式时，超越公共/私人鸿沟的重要性。我们不应想当然地接受政治哲学和日常生活中备受珍视的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别，然后才去问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个界限被不适当地逾越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术语，其他人诊断了时代并构建了对私人领域被殖民（colonization of the private sphere）或一种要求公开展示私人属性的文化的兴起的批判。相反，我们需要考察私人领域的观念本身是如何在公共空间、公共道德等观念形成的同时形成的 (Rose 1987)。治理术的谱系学再次将注意力引向了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问题。

第三，我们认为，坚持规划或理性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一直很有用。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治理术既是思维模式（mentalities）也是技术，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干预工具；重要的是要始终注意到，每个维度都不能化约为另一个维度，同时它们之间又常常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此外，关注规划（programmes）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出现的不同层面也很重要。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在管理或治理生活的种种尝试中，我们当然不是唯一指出规划性（programmatic）重要性的人。但我们觉得，重要的不仅是关注那些可以被称为“元层面”（meta-level）、隐含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理论著作中的规划。我们也想强调那些针对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化而产生的、更为平淡无奇和更低层级的规划，同时保持对那些最初分散、互不关联的目标和抱负如何逐渐获得某种相似性或家族相似性的关注。并且，我们希望在不诉诸于那种在“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或区分不同组织与机构等概念中寻求慰藉的、相互分割的分析框架的情况下来实现这一点。尽管我们从这类分析模式中获得了许多灵感，但我们觉得不仅可能而且重要的是，既要始终关注社会生活的规划性，又要关注其与一整套干预手段之间内在的联系。

第四，或许也是最普遍的一点，我们发现，坚持在分析权力和政治时，不必将国家作为必要的参照点——无论是作为其所在地、起源还是结果——是极其富有成效的。这并非因为国家和政治机器（apparatus）不重要——那样会误解我们的论点。相反，我们认为，分析应该从别处开始，从治理的实践本身开始。这些实践可能是计算的形式、对人进行分类的方式、工厂布局的调整、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对各种群体或人口的测试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正如现在已经证明的，人们或许可以开始描绘出贯穿并连接个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多个计算中心和权威中心。并且，它甚至或许能让我们理解到，“非国家的”（non-state）权力行使模式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觉得始终关注局部与非局部的联系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特别注意到了特定问题化、规划或技术出现的往往非常具体的环境，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关注晦涩、琐碎或纯粹特异事物的借口。因为，管理、干预和行政的模式，只有当它们被普遍化，并与一个中心相联系，或者至少与其他类似或相似的模式相联系时，才得以成为权力模式。当然，微观与宏观层面、个体与社会、或组织与机构的划分在社会科学中一直存在。但是我们希望避免陷入这种对现象的简单分类。我们希望避免与这种二元框架相伴而生的等级化图像和解释模式，我们也希望避免一种简单化、顺序性的分析风格，尽管它能带来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只是想梳理出在一个集合体中，痕迹是如何留下的，联结是如何形成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是如何达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相信，人们可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最平凡和局部的部分找到规划性，从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既能从历史/谱系学研究的视角，也能从更具人类学或田野调查性质的努力的视角，去分析人们的所言所行。

本书概要 (Outline of the Book)

我们编纂这本选集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其中一些思想所呈现出的某些抽象形式，并展示我们的概念工具是如何在分析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领域中锻造出来的。

第二章，“治理经济生活”（Governing Economic Life），提出了一些分析高级自由民主社会中政治权力行使的新方法。这些方法是从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发展而来的，并从“政治理性”和“治理技术”的角度来探讨政治权力。这种方法关注那些旨在实现政府目标的多种规制机制，并特别强调通过“远距离行动”（action at a distance）将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与政治目标联系起来的间接机制的重要性。本章主张在理解政治客体构成时，对语言进行分析的重要性，不仅是在意义或修辞层面，而且是作为使存在的各个方面易于记录和计算的“智力技术”（intellectual technologies）。它表明，治理术具有一种典型的“规划性”形式，并且它与寻求实现它的技术的发明和评估密不可分。它关注于组建松散和流动的网络所涉及的复杂谈判和说服过程，这些网络可以将人、组织和目标统一起来。该论点通过考察经济生活规制的各个方面来举例说明：战后法国和英国的国家经济计划尝试；1960 年代英国不断变化的会计实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管理工作场所内部世界的技术，这些技术特别强调了生产主体的心理特征。本章认为，“治理术”在关键方面已依赖于与专业知识相关的智力技术、实践活动和社会权威。它主张，通过专业知识塑造和正常化的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已成为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进行治理的关键资源。

第三章，“超越国家的政治权力：政府的问题学”（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提出了一个分析政治权力的方法。它反对在政治辩论和社会理论中过分高估“国家问题”。文中建议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来分析政治权威与其他权威之间，为了寻求治理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而结成的多种多样的联盟。现代政治理性和政府技术被证明与知识的发展以及专业知识的力量有着内在的联系。文中考察了自由主义政府问题学的特征，并论证了它们依赖于“远距离治理”的技术，旨在创造能够实行受规制的自主（operate a regulated autonomy）的场域、实体和个人。该分析通过对作为一种“社会式”（social）治理模式的福利主义的考察来举例说明。本章最后以对新自由主义的简要探讨作结，旨在证明那种由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一哲学对立所构建的分析语言，已无法理解当代政治权力行使模式的种种转变。

第四章，“社会的死亡？重构治理的领域”（The Death of the Social? Re-figuring the Territory of Government），认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社会作为一个思想和行动的层面，在政治思想和政治规划（political programmes）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本章认为，尽管社会主题以及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正义的关切在政治论辩中仍然重要，社会已不再是治理策略的关键区域、目标和对象。全球化话语的兴起表明，经济关系已不能再被简单地理解为是在一个单一、有界的国家经济体内组织起来的。社群已成为一种新的治理空间化（a new spatialization of government）：它异质、多元，将个人、家庭和其他人联系到相互竞争的身份和归属感的文化集合中。治理主体之间的划分以新的方式被编码；无论是被纳入者还是被排斥者，都不再作为社会公民被治理。非社会策略被用于管理专家权威。诸如结社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不寻求通过社会进行治理的反政治主题在政治思想中正在兴起。本章提出了诊断和分析这些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新领域化的一些方法。

第五章，“动员消费者：构建消费主体”（Mobilizing the Consumer: Assembling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通过对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在此类事务中的参与进行详细分析，来探讨关于消费和消费社会创建的辩论。通过分析“塔维”（Tavi）试图理解和塑造对冰淇淋、冷冻鱼条、家用烫发剂、柔软卫生纸和汽油等各种产品需求的方式，我们探讨了消费主体的不同形象在新的“消费经济”（economy of consumption）的一个要素内部运作的多种方式。我们认为，构建消费主体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为了理解这个过程，有必要超越整体文化观念的变迁或利润的迫切需求，考察心理科学所阐述的关于人类个体性、人格和心理的理解在构建消费技术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广告中的心理学专业知识提供了一个场所，我们可以在此探讨这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支配或操纵消费者的问题，而是一个“动员”（mobilizing）他们的问题——即通过在人类的激情、希望和焦虑，与嵌入在特定消费实践中的商品的非常具体的特征之间建立联系来实现。通过这个案例研究，我们认为，心理学知识不仅仅是操纵或合法化的工具，也不仅仅是附属于全球消费逻辑的技术，而是应该成为分析对消费激情的治理时所关注的人类技术的核心。

第六章，“论治疗性权威：高级自由主义下的精神分析专业知识”（On Therapeutic Authority: Psychoanalytical Expertise under Advanced Liberalism），认为在当代欧洲和北美社会，权威获得了一种新的治疗性使命，并且对同胞行为行使权威所需的伦理许可也发生了部分重塑。这需要以新的方式思考和作用于个人与他人关系与个人与自身关系相交的所有点。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那些思考和作用于人类行为的新方式，而这些方式是由关于”群体“（the group）的专业知识所促成的，这种专业知识同时又帮助构建并巩固了“群体”这一概念。这些理解大小群体中生活的新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最亲密个人关系的新态度，为我们在家庭、工厂、学校、医院、办公室和所有日常生活场所所居住的世界构建了一种新的密度。我们通过一系列特定的事件来研究这种新型权威的形成：与塔维斯托克诊所和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相关的思想和行动。但是我们认为，塔维所参与的具体事件是某种更广泛地在我们当代经验中扩散的事物的组成部分：一个由松散关联的专业知识、技术和表述构成的复合体，旨在管理生活的问题，或者从生活潜在的可治疗性出发对其进行问题化。

第七章，“生产、认同与民主”（Produc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认工作场所是一个首要的场域，在此上演着关于人类身份认同本质的种种争论，以及塑造和重塑个体身份认同的种种尝试。二十世纪以来，旨在改变生产关系的尝试，特别是那些受到民主迫切要求驱动的尝试，都依赖于对人的特定且不断变化的概念。这些对工作的干预，其中对个人认同的关注为生产领域与民主本质的联系提供了途径，构成了本章的焦点。对人类身份认同、主体性与人格的特定构想，内在于所有那些试图以民主社会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来治理工作世界的尝试之中。我们的一般性主张是，认同的转变不应在文化层面研究，也不应仅从关于自我的思想史角度研究。认同的谱系学必须探讨在特定存在领域中作用于人类和人类行为的实践，以及支撑这些实践并体现在其中的思想体系。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思考和作用于工作的方式已经充分涉及到人类是何种存在这一哲学问题。而这些对工作中的人的身份认同的关注，又与一系列以不同方式问题化工作本质、民主理想和生产力的问题相交织。

第八章，“治理高级自由民主国家”（Governing Advanced Liberal Democracies），分析了可以称之为“高级自由主义”（advanced liberal）治理术的出现。它表明，这些治理术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统治心态和技术，也不同于那些以社会之名进行治理的统治心态和技术。高级自由主义的统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依赖于专业知识，并将专家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到统治技术中。它试图使国家去政府化，使治理实践去国家化；将专业知识的实质性权威从政治统治机器（apparatuses）中分离出来，将专家重新安置在一个由竞争、问责和消费者需求的理性所支配的市场中。它试图不是通过“社会”来治理，而是通过个体公民受规制的选择来治理，这些公民现在被理解为有选择和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满足愿望的主体。个体将通过其自由被治理，但既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孤立原子，也不像社会的公民，而是作为异质性的基于归属感的社群（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of allegiance）的成员，因为“社群”作为一种概念化和管理个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新方式出现。本章认为，“高级”自由主义的治理方案探讨的是否有可能在不治理社会的情况下进行治理，也就是说，通过自主行动者——公民、消费者、父母、雇员、管理者、投资者——的受规制和负责任的选择来进行治理，并通过加强和作用于他们对特定“社群”的忠诚来进行治理。作为一种自主化和多元化的统治模式，这种统治形式依赖于在整个领土上激增的微小规制实例，以及它们在“分子” （molecular）层面在我们当前经验的缝隙中的增殖。它也依赖于政治主体与专业知识之间的特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专家的指令与我们自我掌控和提升生活的项目相融合。

译者的话

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最开始是从哪里看到这本书的了，但我当时确实在豆瓣上做了一个想读的标记，当时会感兴趣大概是因为某个豆友的评论：”一本牛书，把阿尔都塞和福柯的理论落实到非常踏实和细致的位置“。而且我本身就对治理术本身很感兴趣，我还记得疫情期间被关在学校的时候，天天趴在床上读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生命政治的诞生》《安全、领土与人口》等等。此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记得这本书，然后在决定多写作之后，自然也想到了可以翻译一下这本书，既是细读，也是练习。又正好这次国庆没出去玩，有些时间，就着手了却这一桩心愿。

整体做下来，觉得翻译本身还是很困难的。说实话本章行文并没有什么炫技的地方，就是很平实的语言，难度全在于内容本身，还好我本身读过一些福柯的作品，包括启发作者们的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所以我大概是理解作者的学术脉络的。尽管如此，各种专业名词的推敲、前后的呼应一致、句式的调整等等，还是很消耗脑细胞。不确定的一些东西我干脆在括号里附上了英文，算是一种偷懒吧，引用也没整理、词汇表也没理好附上。想做好翻译还是很困难的，很消耗眼睛和体力，所以我更加敬佩那些认真严谨的译者了。

还好本次翻译有 AI 辅助，所以没有那么累。我使用的 Gemini 2.5 Pro，所以这章算是我和 Gemini 共同翻译的。我最开始尝试把英文 pdf 直接丢到 Gemini 网页，然后让它一次性把这一章翻译完，说实话效果一般，开头两段还可以，后面每段的翻译错误越来越多，只有大意是对的，许多细节都有问题，在严肃的意义上基本不可用了。后面转变了方法，还是把 pdf 喂给 Gemini，但是每一次只给一段让 Gemini 翻译，效果就好很多了，细节问题少了很多，对于各种名词的翻译、中英文句式的转变也更为准确，而且与其对话指出问题也基本能一次修改正确。我猜测是因为一次只翻译一段的话，Gemini 的 thinking 效果就更好，或者说就是对每个字消耗的 token 更多了，所以更能抓住重点和语境。最后我还让 Gemini 整体 proof read 了一下，也确实找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还不错。

我对 AI 翻译出来的效果的整体的感觉是，准确度基本足够，很偶尔会有一些错译和遗漏，语感上偶尔还是有些拗口（这个也不能全怪 AI，本身这研究本身就比较绕，而且我自己翻译的也不见得更好）。说实话 AI 翻译的效果令人惊艳，如果只是为了当作兴趣了解一下的话，直接读 AI 翻译的已经很够了。尽管如此，想产出好的翻译，还是要本着对作者的敬佩和负责任的态度，一句一句、一轮一轮地去阅读、审阅、推敲，当然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对于我第一次翻译实践还是很满意的，之前没有试过，没有这种切身的体会。

后续的话可能直接选择感兴趣的章节翻译，目前看下来对二、五、七、八四个章节比较感兴趣，后面再有大段时间可以考虑继续翻译。

引言 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 (Introduction Governing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